罗峪河贯城而过，虽有“取水之便”，但也带来了严重的水灾。乾隆五年（1740）以前，天水城的水灾几乎全部是由罗峪河泛滥所致，灾情严重地区多集中在罗峪河流经的西关城和中城附近地区。而在乾隆五年（1740），罗峪河更是两次泛滥，“鲁谷骤涨，西郊闤闠列肆商贾百货之所，聚在其两岸，大被患焉”（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末《补遗》）。
　　为减轻罗峪河侵城，秦州知州程材传主张将罗峪河改道“从北而东”，经东关城外注入藉水，实际上是复原罗峪河故道。时任甘肃巡抚黄廷桂将这一治理对策上报朝廷，并于乾隆九年（1745）二月十三日得到工部的议覆：“请将周家磨新开河筑坝堵塞，使河流仍归故道，并于坝上建龙王庙一间，复于坝之上流，疏浚旧小渠，引水济用，建大小木桥，上盖卷棚，以济行旅”（《清高宗实录》卷二一○）。工部的回复实际上兼顾了城市防洪和用水两个方面，比完全复归故道更为科学。按照工部意见执行后，罗峪河被分为两支：一支为正流，从天水城东北注入藉水；一支依旧流经中城与西关城之间，向南注入藉水。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巩昌府志》所附《秦州境图》（图2）和乾隆二十九年（1764）《直隶秦州新志》卷首《州境全图》（图3）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罗峪河治理前后的河道变化。
　　罗峪河治理以后，贯穿城中的一支水量大大减少，这就是乾隆五年（1740）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罗峪河没有发生水灾侵城的原因。尽管水量大大减少，但这支贯城支流一直到20世纪中叶依然存在。据民国二十八年（1939）《天水县志》卷二载：清乾隆五年（1740），罗峪河桥被毁后，知州程材传重修，“凌架巨木，构成三隔，中为水道”，“桥上建亭，颇称壮观”；至咸丰十年（1860），桥亭被拆除，但桥仍在；到民国十六年（1927），罗峪桥“忽崩圮，县知事杨展云令邑人蒲慰霖等改建，以砖石砌成圆洞，而安微澜焉”。可见，横跨罗峪河贯城支流的罗峪桥至民国时期依然存在，说明桥下仍有水流。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罗峪河贯城支流所经的城区一带，湖底淤积层随处可见，有的竟达数米之深，部分街巷下明暗河道仍有溪水流过。[2]
　　虽然罗峪河对天水城的威胁随着河道的整治得以减轻，但天水城的水灾之忧并没有从此消失，反而在空间上发生了转移，城南藉水北侵成为天水城的主要威胁。就在罗峪河治理后的第二年乾隆十年（1745），天水城在一年内发生两次藉水泛滥侵城，这是藉水泛滥侵城的最早史料记载。此后，天水城每年都有城南藉水泛滥的威胁。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直隶秦州新志》卷三《建置》载：“二十年来，城南籍水岁以北侵，州城东南隅、东郭城西南半壁尽复于隍，片址无存”。
　　那么为什么罗峪河河道治理以后，曾经安澜的藉水开始入侵天水城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秦州知州费廷珍指出了原因：“二十年以前，城西鲁谷之水自北而南以入于籍，籍水清涟，鲁谷水虽小，而奔浑势力抵拒籍水。虽引群壑之涨而不能北侵。乾隆庚申（即乾隆五年，1740），鲁谷骤涨，西郊阛阓列肆商贾百货之所，聚在其两岸，大被患焉。于是改水道从北而东，籍水北侵无复拒之者，岁浸日渐以至此也。”（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末《补遗》）可见，河道治理之前的罗峪河虽给天水城带来了水灾，却对城南藉水产生了顶托作用，“抵其冲”，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藉水的北侵；而河道治理之后，中城与西关城之间虽然仍有罗峪河的分支，但仅“引水济用”，水量大不如前，难以对藉水产生顶托作用。
　　随着罗峪河顶托作用的消失，藉水在城南诸水的北涌下，北侵进一步加剧。费廷珍《筑城南新堤记》云：城南山中“多溪谷，每大雨，即群壑澎涌，挟籍水而北，淹没田亩以迄城垣也”（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末《补遗》），尤其是城南的吕二沟。清末任承允在《创建陶公祠碑记》也说：“州城南有藉水，又有吕二沟水，灌输交涨，齧蚀隍壖，为居人患。”（民国《天水县志》卷十二《艺文志》）因此，乾隆十年（1745）以后，藉水泛滥北侵，给天水城带来严重的水灾威胁。

        3 天水城南防洪堤坝的营建及其成效
　　3.1 城南藉水北岸防洪堤坝的建设
　　清顺治十二年（1655），分巡陇右道宋琬为“障籍水”在城南主持修筑河堤，即“宋公堤”。这是历史文献中首次提到的藉水北岸筑堤活动，可见在乾隆十年（1745）之前，藉水已经有泛滥侵城的危险。可能正是由于罗峪河的顶托作用，以及“宋公堤”的障水作用，藉水对天水城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自乾隆九年（1744）罗峪河治理以后，藉水北侵失去了顶托作用，对天水城的威胁大大增加。据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三《建置》和卷末《补遗》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秦州知州刘斯和建议修堤，但“甫事畚揷，复遭漂没”；同年秋天，费廷珍继任秦州知州，“周阅城垣，盖东南已有倾圮者”，次年（1759），费廷珍“审量河流，经画防范”，“鸠工庀财，出厚资以募人”，于州城南籍水古河道处筑“费公堤”，“东西横亘三百六十丈，面宽一丈，底宽一丈二尺”，并于“堤外之田，咸可艺矣，更为种树其上”。
　　至光绪初年，“宋公堤”、“费公堤”皆毁，秦州知州陶模再筑“陶公堤”防洪。据光绪《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十一《艺文三》记载：光绪元年（1875）冬十一月，陶模莅任秦州知州，“阅视城垣，谯门之外，弥望皆坎窞，水道北冲，啮城隍十几去二三，心悯焉，欲为堤以障之”；三年（1877）春，陶模亲自督工在城南开始修筑藉水新堤，“凡费缗钱若干，皆出廉俸为之，未征役”。陶模在《藉水新堤记》中详细记载了此次筑堤植柳的的过程：“（光绪）丁丑春，卜吉兴筑，自西至东长三百五十丈，高八尺，厚二丈，以土不以石。刚则激易眵陊，取其柔不与水争也。内外各树柳数百本，杙亦柳，冀其根虬结，可以坚堤址也。外作小堤十余，少横之以当急流，备抢修也。”（光绪《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十一《艺文三》）
　　3.2 藉水南岸吕二沟堤坝的建设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