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老庄重视审美的观点是自由派的直接传承。从激烈斗争的现实生活中退回田园,老庄一派那种内敛的、灵动的运思对自由派认识审美活动便有了更大的影响。老庄的思想是复杂的,一方面,在世界观上充满了迷惘与虚幻,对人生的认识显露出消极与悲观的色彩;另一方面,老庄重生,乐生,言语机智,行文颇多巧思,情趣盎然,对人颇有吸引力。闻一多就说过庄子“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并注意到:
　　
　　
　　
　　
　　
　　
　　
　　
　　
　　
　　
　　
　　唐玄宗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宋徽宗封庄子为“微妙玄通真君”,可见庄子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庄子对美学问题发表了许多精深的见解,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在自由派文人中得到了贯彻。
　　第一,庄子美学强调审美的自然:率性与任情,这在部分自由派文人的创作中得到了体现。道家有所谓道法自然的说法。在庄子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至正与常然。至正即不失性命之情;常然则是顺乎自然,不假人力。庄子的《齐物论》中有天籁、地籁、人籁的区分,天籁“大音希声”,是自然发出的声音,被老庄看好,推为审美的最高层次。由推崇自然发展为对纯朴之美的标举,也是庄子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庄子反对刻意的雕琢,换个角度说,他认为最好的雕琢便是“返朴归真”——“明白入素,无为复朴”(《天地》)。从创作实际看,沈从文崇尚自然、以素朴为美的创作风格明显受到庄子的审美倾向的影响。沈从文非常明确地反对文学创作成为作家“热情的自炫”,在《秋之沦落》序中,沈从文表达了这样一种审美追求:“使创作态度由‘热情的自炫’,‘感慨的无从节制’,‘急于小成’,‘取法乎一般标准’,转到‘沉默的努力’,‘安祥的注意’”[9](P10)。有了“沉默的努力”、“安祥的注意”的审美自觉,沈从文的创作收获了素朴之美、自然之美。
第二,庄子美学强调审美的专注与在审美中获得独特的心灵感受,主要是迷狂的感受,这与自由派肯定审美的独特性的观点极为契合。老庄的世界观尚虚贵无,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的特征,但世界观上的唯心主义色彩却在审美问题上得到了意外的补偿与收获,那就是对审美感受的深刻体认。在审美问题上,庄子所表达的是“有我”与“无我”交相为用的内向性的感悟,即所谓“坐忘”、“虚静”,它们是体验韵外之致与味外之致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庄子还论述了文学审美中的言意关系,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篇》)在《外物篇》中庄子以“得鱼忘筌”、“得兔忘蹄”来形容审美活动中的独特感受。庄子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阐发了审美的深致,颇受历代论文者的注意。刘勰《文心雕龙》除接受了庄子虚静论外,也肯定了庄子的言意之辩,《神思》所谓:“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究其原因,刘勰认为是“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司空图的《诗品》也深受庄子美学思想的影响。30年代,梁实秋虽然不太认同老庄思想的消极取向,但他的文论也强调审美的独特性,反对以工具的观点来对待文学。特别有意思的是,五四时期的李大钊虽然在政治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激进,但他在文学审美领域表达的意见却也有自由派的特点。他强调新文学应当有一个“博爱”的情感基础,说文学创作应该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表明他也认同创作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感受的观点。
　　如前所述,进入20世纪,中华民族面临的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危局,生活在群情激奋的时代,能够坐忘、虚静是极不容易的,因此,主导文坛的只能是革命的呐喊。但人以群分,积极与消极、入世与出世,总会成为人们不同的选择。虽然激进主义众语喧哗掩盖了自由派的声音,庸俗社会学影响下的文学史写作抹去了现代自由派文学活动的印痕,但自由派的审美观及他们的创作终于冲破了人为的障碍展现在了经过改革开放、恢复了理性的人们面前。大众的审美兴趣总有潮落潮涨的周期性,为什么沈从文和他的创作能超越这种周期循环?有人说那是因为沈从文的创作展现了一个迹近原始的边域世界,有人说那是因为沈从文的作品有一种为现代人所珍视的恬淡与返朴归真的诉求。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沈从文在一个战争动乱、黑暗恐怖的时代固守了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立场,排除干扰,选择并坚持了一条适合他的创作道路。沈从文依凭着以审美为本位、以个体经验为核心的基本观念努力从事创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沈从文游心虚静,陶钧文思,执著于人性人道主义“希腊小庙”的建构,坚持审美的观看与审美的表现,字里行间总是隐隐透露出作者引领生活向一个合理的、符合其自由派人生理想的方向发展的愿望,这些因素正是使他和他的创作超越时代的局限融入历史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激进主义也不可能独霸文坛,始终居于强势,一旦社会进入常态,人类恢复了理性,激进主义的疲态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周作人五四时期活跃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线,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喊出了“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的口号。但五四落潮后,周作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倾向进行了理性的反思,意识到“平民文学”的提倡,容易将文学审美导向功利的一面去;而他对贵族文学的认识也趋向于深化,认为贵族文学中的贵族意识包含求胜的意志,契合人类审美超越的追求,因而改以普遍与真挚、平民精神与贵族精神多元结合的维度来结构新文学的主体性。30年代的周作人更加注意从审美活动获得闲适的感受,向自由主义又跨进了一步。有人对他的这种转变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寻踪,认为,周作人受到吴越文化中“冲淡”一脉的影响。束景南的《激烈的“猛士”与冲淡的“名士”》分析了东晋南渡之后,江南士风的变异,文章说:“从东晋起,北人为动乱所迫纷纷南迁,大批文人学士汇集江南,玄学开始在吴越地区广泛传播。随着‘永嘉南渡’,玄风中张扬个性、彰显自我的思潮也过江而来,为‘激烈’与‘冲淡’的吴越文化人文精神注入了自然主义的新鲜血液,使二者的思想内容逐渐从人文、心理、观念等角度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丰富。当纯朴的江南为‘高门放诞之士’的思想风气所浸染和包围的时候,这股强劲的自然主义之风便悄然融入了吴越文化之中。它引导着吴越民风由原始的强悍走向理性的强健,由集体无意识的尚勇斗狠走向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更由附庸风雅的物质追求走向内在的精神独立,由精致的生活规划走向心灵的自我定位。崇尚玄学的士人们以退处保身,移情山水,追求超然玄远之意境的生活方式来规避抗拒肮脏的政治交易……”[10]我觉得除了日本占领北京期间周作人以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为由,接受伪职,与“规避肮脏的政治交易”一节有较大出入外,束文的其余描述确实画出了周作人寻求精神独立、钟爱自然、寄情山水的生活实况。正是在这样的生存方式中,周作人有了更多的审美从容,有了对艺术的更精细的品味。而五四时期的学衡人士和稍后走上文坛的沈从文无一例外地拥有对现实的更大的超越性,他们的审美主张也因此拥有了更大的非政治的文化品位。事实上,文学审美赖有对现实的超越性,才使其葆有精神的自由与文化的张力。这也是我认识中国现当代自由派文学主张的一个基点。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