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文化思想在现代的存在与发展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左翼文论持论激进,但其文化底蕴分明包含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入世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反儒,但并未中断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同样与中国文化传统存在或明或暗的联结。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的出现同他们在社会生活领域内的边缘化有关。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国的知识人有极强的入世精神,然而兼济天下,必然体现为有目共睹的事功,这就应以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当权者执政理念相契合并得到政治集团的支持为前提,失去了这个前提,知识分子不仅无法尽其所能为社会效力,自身立足也会成为问题。庄子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一意追寻心灵的自由;而魏晋间政治上带有异己性的知识分子与当政的司马氏集团存在极大的矛盾,受到当局的严密控制,在兼济的梦想破灭之后,便选择了退隐林下,“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一心谋求自性的快适与自由。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彰显了嵇氏身处艰难时的别样的生活旨趣。东晋时王羲之的《誓墓文》表达的亦是这样一种决绝的心态。魏晋士人以边缘化的身份选择边缘化的生活方式,但政治方面的消极却促成了该时期文学的自觉。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知识人便是由激烈争斗的社会退回田园,着力于建构以个人为本位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从自然以及由自然幻化出的审美乌托邦中获得慰藉,对生活精微的体验与审美的情趣也从这种宁静的、内敛的生活中蓬蓬勃勃地生长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虽然从影响力来说,儒释道基本符合其在思想文化界影响的排序,但在文学审美领域,这个排位恐怕应当颠倒过来才对,颠倒过来才能真实地彰显三家在推动文学审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认识儒家思想何以在一定条件下成了文学艺术发展的障碍。同样的,佛道两教对那些在社会生活领域遭受挫折的人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正如任继愈所说,佛教与道教一样是主张出世的,出世之后,更多的便是内省的生活以及个人生活的体验。我们从那个时代有意回避各种干扰潜心审美的作家们身上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特征。似这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表现出不同的生活旨趣的现象并非中国特有的人文景观,法国学者班达注意到法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政治浪潮中的不同表现,发现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选择,“一类是完全远离政治激情的,达·芬奇、马勒伯朗士和歌德都是榜样,他们全心从事超尘脱俗的精神活动,建立起对这种生存方式的最高价值的信仰,另一类是道德主义者,他们关注的是人类因利己主义而发生的冲突……”[5](P79)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是这样一批不热心政治,专心致志地从事超尘脱俗的精神活动的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儒家文化一家的天下,儒释道都对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楼宇烈在《漫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一文中写道:“儒家并非独占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阵地,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单一的儒家文化。即使是儒家思想本身,在其发展进程中,自战国时期起,也早已失去了它的原始单纯性,而不断地融入了其他学派的不同思想成分。”[6](P33)进入近现代以来,虽然国难日亟,但出世避难对生活于动乱中极想自全的人们来说仍不失为一种诱惑。李叔同的尘俗生活五光十色,曾经如此活跃地生活在社会生活的前台的公众人物,居然可以转瞬之间在公众视线中彻底消失,这是否可以证明近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复杂性?赵朴初说:“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赵朴初认为:“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7](P3)赵文还就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发表了看法,他认为,许多佛经本身便可以看做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佛教还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
　　近年来,随着对中国文化传承关系研究的深入,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儒释道三分天下,已成中国文化基本格局比较普遍的体认。而这三家又呈合流的趋势,共同对包括自由派在内的现代各派文化力量发生影响。任继愈注意到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出入于佛老”的治学经历。他说:“研读中国哲学史的人,都会发现宋、元、明的理学家们,如周、程、张、朱、陆、王诸大家,在青少年时期都有‘出入于佛老’的治学经历。已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不少书也曾提到过,如朱熹的‘理一分殊’的概念,‘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自佛教,有的指出来自佛教的华严经。陆象山指斥朱学近‘道’(道教),朱指斥陆学近禅(佛教)。王夫之也指出朱熹的学术来自佛教。王夫之自己以儒家正宗自居。王守仁也自称得自孔孟真传。这些相互攻击和自我标榜,都表明理学家们对于佛教、道教持反对立场。”任氏又指出:“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宋、明诸儒并没有真正反对佛教,倒是可以认为他们是佛教的直接继承人。也可以说,他们是接着佛教的一些中心问题,沿着他们的路线继续前进的。”[7](P11)牟宗鉴在《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称:“宋明理学是以儒为主又吸收佛道的结果。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邵雍的先天学都来自道教。宋儒主静的修养方法亦得力于道教。”[6](P22)楼宇烈说:“汉代独尊的所谓儒术,其实已经是严重地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思想;魏晋时期的儒家则渗入了大量的老庄道家思想;隋唐儒家思想受到佛教理论的严重挑战和影响;宋明理学则更是在排斥佛老的同时,大量吸收佛老理论以补充儒学的一种思想体系。”[6](P22)佛教自西方传入东土,提供了东西方异质文化交流、融合的最初范例。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佛教之所以能够大行中国,一方面,因为它的许多理念契合于人类理想,儒、佛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国度、民族,但既是人类知识、思想、愿望的结晶,便自有其相通处。像佛教倡导的“菩萨行”——救度众生——与儒家的兼济天下,都寓涵了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的责任担当思想。另一方面,佛教经过了中国化的改造,这个改造实际就是与中国的儒家知行观、伦理观的融合。佛教的思想也为中国的知识界有所选择与吸取。作为宗教,佛教自有其神秘化的成分。这种神秘化倾向其实表征了人类对某些未知领域的认知兴趣与把握努力。中国古人学佛学禅,也常在解释生活现象、审美现象时借用佛理,如严羽以禅喻诗便是一例。佛教的内敛、自省,也与文学审美活动有许多相通之处。故而能够很容易地在论说文学审美时被借用。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