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成功的经验,按照美国模式,ETF的申购、赎回等同于交易所市场上的股票交易,无论是法律定位还是结算交割安排都一视同仁,由存托与清算公司统一提供服务。根据我国证券市场现有的技术条件,我
美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成功的经验,按照美国模式,ETF的申购、赎回等同于交易所市场上的股票交易,无论是法律定位还是结算交割安排都一视同仁,由存托与清算公司统一提供服务。根据我国证券市场现有的技术条件,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经验,由交易所提供相关系统来支持ETF的实物申请或认购功能,并将有关数据和二级市场交易数据一起发给登记公司作为过户依据,从而避免了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私下要求等级公司进行“非交易过户”的困难(汤弦,2005)。
3.丰富ETF的发行方式。ETF的发行主要有种子基金和首次公开发行(IPO)两种方式,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只能适用IPO方式而排除适用种子基金方式。作为国际市场最流行的ETF发行方式,种子基金方式与IPO方式相比之下有以下优势:(1)发行成本低,基金成立并上市经历的时间较短,资金使用效率高;(2)发行程序完全透明,所有投资者处于完全公平的状态;(3)通过合理的安排,发行上市一段时间内,基金的份额将持续增长并吸引投资者进入;(4)如果安排得当,对成份股流动性要求较低。虽然IPO方式可迅速扩大基金规模并吸引中小投资者参与投资,活跃ETF二级市场,但由于其发行成本高,发行时间长,建仓期间基金不透明,容易受市场影响,国际上除了香港盈富基金等少数基金产品外,ETF的发行很少采用IPO方式。香港地区的ETF主要采取种子基金与IPO并行的两种发行方式,这样能够有效利用两者的优势。为了加强中港两地金融市场的合作,促进内地引入港股组合ETF,我国内地法律应丰富ETF设立方式的种类,承认“种子资金”的合法性。
4.建立做市商制度。做市商制度是保证ETF有效运转的重要因素。首先,在采用做市商制度的情况下,由于做市商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远远大于普通投资者,他们可以对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信息来源进行各方面的汇总分析,在客观上提高了市场信息的公开性:而且做市商是主要交易人,其发出的价格成为市场的主要参照价格,这就使其他券商难以炒作,而且不容易误导市场,较好地保护了散户投资者的利益:其次,做市商制度有利于维持市场价格的稳定性。价格的相对稳定性是基金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价格不稳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 价格大幅度偏离价值;第二,市场上缺乏资金投入,交易不活跃。在ETF的市场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这些情况,如果实行做市商制度,那么做市商一方面不会使基金的价格大幅度偏离价值,因为它本身并不是股票的终极所有者,过高的价格不利于出售;另一方面由他来报价,也就既提供了资金,又承担了价格风险,有平稳市场价格的作用(曲雁,2004)。我国目前尚无关于做市商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了促进内地ETF市场健康、快速发展,扫清内地引入港股组合ETF的法律障碍,有必要建立做市商制度,在法律中明确做市商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
5.确认“T+0”交易制度的合法性。交易制度对于市场的活跃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我周实行的是“T+1”交易制度,这种交易制度虽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稳定,防止过分投机,但由于其降低了ETF的交割速度,阻碍了套利机制顺畅运行,因此世界上采用此种交易制度的证券市场并不多。国际上较为常见的ETF交易制度是“T+0”制度。在“T+0”的交易制度下,一笔资金可以多次交易、反复买卖,在不增加市场资金存量的情况下,有效地提高市场的流通性、活跃程度和交易量,产生明显的资金放大效应:在市场较弱的情况下,“T+0”交易制度一方面有利于减少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也将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短线交易机会,有助于投资者提高其盈利水平。在当前管理层已经实施“证券交易佣金浮动制”,投资者交易成本有所下降的情况下,“T+0”交易制度有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另外,实施“T+0”交易制度可以为国家带来更多的印花税收人,为市场带来更多的短线机会,为券商带来更多的佣金收入,从而有利于“多赢”局面的形成。因此,确认“T+0”交易制度的合法性,是活跃ETF市场,促进港股组合ETF在内地发行的重要手段。
(二)建立与ETF配套的法律制度
1.与指数相关的衍生产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推出ETF商品时,通常会相应地推出以同样指数为标的的ETF衍生产品,以进一步扩大投资者的套利空间,提高市场效率。例如:香港盈富基金1999年11月推出后,香港交易所于2000年3月推出盈富基金选择权。SPDR推出时,已经有S&P500期货和S&P500选择权两种衍生商品。然而按照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基金财产应当用于下列投资:(一)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品种:”法律对“其他证券品种”,没有进行列举,也没有对其内涵和外延作出解释,显然,金融衍生品种还没有进入立法者的视野中。虽然新《证券法》对此进行了修改,在第二条第三款中规定“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有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陆文山等,2009)”。这无疑是弥补了《证券投资基金法》在证券衍生品方面规定的不足,但《证券投资基金法》作为调整基金交易的主要法律,有必要对证券衍生作出相关的规定,为与指数相关衍生产品提供法律依据。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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