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先辈经过世世代代留下的这种生存空间的遗产是我们当代人的福泽。长期以来，学者和普通民众提及中国传统文化时动辄云儒家文化，但当代中国版图60%以上都属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空间上，除儒家文化圈之外，还应该充分认识到藏传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的并存现象。“文化中国”是多元的。尤其在清帝国“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政策支配下，文化的多元与政治的多元乃不争的事实。与倡导“中国中心观”的柯文（Paul A.Cohen）等所反对的“欧洲中心观”相仿，中国的法律史学术界过去多受“中原汉族中心论”的影响，所谓“中华法系”往往没有考虑伊斯兰法系在中国的存在，亦不曾将岛田正郎所论述的“蒙古法系”纳入视野。
　　按照诺思的国家暴力潜能学说，庞大的帝国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是为获取收入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或“公正”的服务作为交换制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提供法律保护、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较诸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具有更大的利益产出潜能。这也是中国百姓“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意识牢不可破的原因所在。正是由于中国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是超大型国家，与西欧小国林立格局迥异，而治理大国与治理小国存在显著区别。中国古训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此最为政之善喻也。由于大国的空间范围大，其政治法律举措的覆盖面和辐射力与小国相比自不相侔，放大效应甚强。尤其在集权体制下，最高统治者的一言一行均举足轻重，上行下效，而且下必甚焉，朝廷当权者任何政策上的松动都会释放出呈n次方的能量。⑩
　　夫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治化清谧，则民晏然受惠；号令反复，则事纷然弗宁。中国古代许多皇帝对此具有深刻的认知。由于躁而多害，静则全真，轻举妄动地更改政令就会容易将烹煮于锅的小鱼弄烂，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勤求至治，多主以定静为宜，贵和尚中，其最重要的社会目标即是“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稳定和谐的社会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营营孳孳的鸿的，历代君主的贤愚功过均以社会的治乱为准绳加以评判。秦二世而亡、而汉承秦制享国很久这一问题，恰恰与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大国空间与法律、资源的关系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夫持大国者不可以小治，对于赫赫大邦，必须抚绥有道，怀柔有方。秦朝祚终二世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转型。秦朝奄有天下以后仍然如同疾驰的马车没有羁勒拘束地加速奔驰，筑长城，修直道，不度民力，徭役频发，民不堪命，怨声载道，用小国的治理思维模式治理大国，使本来在完成统一大业过程中就已经竭蹶国力的资源消耗更形短缺，这就是在阿房宫灰飞烟灭后崛起的刘汉王朝在承秦制的基础惩于前车覆辙之鉴而推崇儒术、黄老哲学的缘故。黄老哲学中居敬行简、不务纷纭的思想一直在中国古代许多皇帝的头脑当中绵延不息，原因即在于抚兹大国，其安易持，守中抱一，以柔以静，休休有容。西方学术界所谓“儒教稳定性”可以说与中国的大国政治空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崇尚和谐的传统社会中，理想社会的标志是“刑措”、“无讼”。这种追求和谐稳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反映在司法行政中就必然要求无讼是求。
　　大国政治空间的生产和维持固然会产生明显的收益，并可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降低社会成本，但所需要的成本也是可观的，由于可利用的经济资源不充分，所以中国古代法律往往表现出塞尔兹尼克（P.Selznick）等所谓的“压制型”特征，泛刑主义普遍，民事内容刑事处罚而两者难以泾渭分明，这就构成了人们通常诟诋的专制或集权的面相；另一方面也同时由于社会经济资源对大国体制的维持捉襟见肘，政治因陋就简，不可能深入于广大的民间社会，因此这又往往形成其所谓自由放任的面相。古人云：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中国传统法律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集体责任制（或称连带责任制）的发达。其一表现为连坐制度；其二表现为保甲制度。中国堪称是连带责任实施范围最广、时间最长、最严厉、对这一工具依赖性最强的国家。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亲属和邻里之间朝夕相见，信息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内部和外部的不对称，内部相互之间的沟通多，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包括时间距离微乎其微，而作为外部控制者政府获得信息的能力相对不足。而连坐和保甲制度则成为政府在有限的信息约束下控制大型国家的有效手段，其让信息成本较低的人群行使监督的权力，就可以大大地节约监督成本，进而将涣散而无系统的民众，以一定的数字与方式精密组织之，居家相察，出入相司，建构一种全民监督的有系统的政治体系，以期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克服由于疆域、政府规模、官员数量所带来的信息成本问题。清朝政府也沿用这种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网络，极力提倡“一族之长管一族之子弟”，以节省有限的行政资源。
　　二、中国大国空间特性与近代社会和法律转型
　　过去学者多谓18世纪康雍乾诸帝不能明了西方现代化浪潮澎湃的国际风云变幻格局，以至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连英国的具体方位等都惘然不谙，进而指责清朝统治者颟顸瞽聩，不能洞察现代化之先机。费正清在《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第二卷中有关19世纪中国的论述，其集中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对外国的入侵没有较早地做出更加有力的回应？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时空角度加以解释。这里面其实存在一个空间中互视的问题。譬如在社会场域中默无声望的芸芸众生知晓社会上大名鼎鼎的知名人，而名人大腕往往不会屈尊对草民百姓主动搭讪结交一样，中国当时在国际上是个疆域广袤的大国，对山海相隔的西方小国自然认知模糊不清。
　　事实上，当代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且不论学术界一提起了解国外学术动态，一般人都是将目光盯准美国，连对欧洲的英法德等国都关注不够，更不用提亚非拉的不发达国家，偏食现象极为严重。高校评定职称唯美国的三大论文索引马首是瞻，而德语、法语的文献中优秀的哲学、法学等等研究成果在这里均成了“不入流”的等外品。有一篇文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位美籍学者到中国讲学，在一所数一数二的名校问学生：“越南有多少人口？”在场的学生面面相嘘。一个学生鼓起勇气答曰：“五百万。”这位讲学者摇摇头：“太少了。再往多想想！”另一个同学遂连蒙带猜地说：“八百万。”最后，这位讲学者实在忍不住了，大声言：“孩子们，越南是你们最近的邻居，搞的也是你们那一套：发展低端制造业。他们来抢你们的饭碗了。人家的人口，眼看就要超过九千万了。你们怎么还会觉得他们人数少得如同不存在一样呢？”事后，这位学者的中国同事告诉他，中国的这些名牌高校大学生只要经历过高考，历史地理教科书肯定都背得烂熟，一般的国际知识自较美国学生更胜不止一筹。不过，由于沉浸在大国意识之中，只盯着几大强国，中国学生对美国、日本、欧洲的了解比较多，而对于后进国家，最多对印度、巴西略有兴趣，至于周边的穷邻居，则基本上都被视而不见。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美国和中国的制造业不是一个水平面上的头碰头的竞争，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价格起伏与中国服装制品的廉昂关联不大，而越南这些穷邻居却在国际市场上的服装制造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中国人盯着大国去追赶固然无可厚非，但大国意识不应该令人目无余子乃至脱离现实。⑩该文作者像当年林则徐、魏源等人那样呼吁国人“与其到时候临时抱佛脚，现在是否应该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真实的世界呢？”(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