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EAD为经济适宜度水平，EC反映的是非正式约束条件，EUD反映的是经济性要素的利用度，i是不同区域的序号，j代表不同的经济性要素种类，ω是权重系数。非正式约束条件是指特定区域的经济活动在科学、合理的安排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社会经济总量；而经济性要素利用度则是在既定的非正式约束条件下，如何最高效率地对各种经济性要素进行配置以获得更高的产出。经济适宜度是衡量要素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讲，非正式约束条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区域经济发展必须以其非正式约束与经济性要素科学、合理的匹配为前提，如果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不能与其非正式约束环境相互适应，那么尽管该区域短期内可能获得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未来发展潜力必然会因为非正式约束环境的排斥而面临严峻的状态。另一方面，非正式约束对经济性要素具有明显的效率选择性。特定区域的非正式约束条件往往可以和不同的经济性要素相结合，但其生产效率显著不同。换句话说，在既定的非正式约束条件下，特定区域可以通过对经济性要素进行效率选择，从而使得区域经济活动绩效向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逼近。
　　二、经济适宜度与主体功能区形成机制
　　虽然经济适宜度以度为其形式表征，但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非正式约束与经济性要素之间科学合理的经济秩序却是其研究的深层次内容。因此，当我们对经济适宜度进行解析时，主体功能区形成的理论基础也逐渐开始清晰。“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各地区要“根据承载能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形成规范的空间秩序，……。”[5]从规划纲要所反映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来看，广义的“承载能力”必然包括不同区域在其漫长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非正式约束环境，不同的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与其非正式环境相适应。此外，规划纲要中所要求形成的“规范的空间秩序”也进一步强调了非正式约束条件与区域内经济性要素要形成高效率的配置，经济适宜度水平较低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不具竞争力的、是不可持续性的。如果区域经济的发展不能确保各种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区域经济发展必然会因为其配置效率损失而丧失未来发展的潜力。可见，从主体功能区宏观规划来看，基于经济适宜度视角探寻主体功能区理论基础，确实是一条可行路径。那么接下来，经济适宜度对主体功能区的形成动力又能有何种程度的解释呢？
　　（一）经济适宜度与分工、专业化
　　一般认为，经济的发展其实质是生产方式的不断演进。而亚当·斯密又在其经典巨著《国富论》中认为“分工是财富增长的起点……，是经济活动方式的变革……，从而分工的每个优点都与国民财富的增加紧密联系。”②[6]因此，当我们尝试基于经济适宜度视角研究主体功能区形成机制时，分工和专业化就自然成为研究的起点。
　　关于分工和专业化产生的根源，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同的区域拥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其经济活动的内容和生产效率也会因此而显著不同，这就形成了不同区域间的比较优势落差。古典经济学认为比较优势落差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原因，这种判断的前提是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正如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对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进行论述时说“资本所有者在资本离他而去时会产生某种想象的或实际的不安全感。……每一个劳动者也都不愿背井离乡，带着已成的习惯而置身于异国政府和新法律下”。[7]同样，赫克歇尔和俄林（Heckscher and Ohlin）也是基于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最终完成了其经典巨著《要素禀赋论》。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和高速运输工具的普及，区域间要素转移的空间成本对于经济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各种生产要素都开始具有了相对自由的区际流动性。当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性足以弱化区域间的比较优势时，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分工和专业化就无法存在了。为摆脱这种困境，经济学家们无奈之下便开始舍弃要素和要素禀赋理论，转而在生产领域寻找分工和专业化的解释。在这方面，阿林·杨格（Allyn Young）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生产迂回程度的提高是分工和专业化形成的根本原因。越来越细化的生产环节一方面促进了新产业的形成，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促进着生产效率的提高[8]。显然，阿林·杨格等学者在生产过程中寻找分工和专业化的原因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以生产迂回程度来解释分工和专业化，却又无法解释区际间分工和专业化的形成问题。因此，尽管阿林·杨格等学者在专业化和分工方面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要全面研究分工和专业化的产生原因（无论是区域内还是区域间的分工和专业化），我们还需要再次回到要素及要素禀赋的视角。
　　实际上，古典经济学在分工和专业化研究上的困境，源于其理论假设所带来的内在逻辑冲突。如果生产要素都能自由流动，不同区域就会因为具有相同要素条件而失去比较优势，分工和专业化也将会不复存在；而如果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那么虽然这种假设可以在分工和专业化形成原因的解释上自圆其说，但是却又与现实的经济情况有着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分析困境，究其本质是其在要素的区位属性认识上过于偏颇。正如本文所述，尽管现代技术和运输工具已经极大地加强了要素的流动性，但是生产要素按其参与经济活动的空间性质仍具有区位特征。尤其是非正式约束作为漫长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社会规范，其核心价值必然对经济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上文对经济适宜度的分析和阐述基础上，我们对区域间分工和专业化的来源就可以做出新的理论判断，即区域间分工和专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特定区域生产某种产品的有利条件，这种有利条件来源于不同区域的非正式约束条件与其经济性要素的适宜度水平差异。当某区域内非正式约束与其区域内经济性要素的适宜度水平较高时，该区域内非正式约束条件与该区域经济性要素的配置效率显著高于其他区域，那么该区域就会拥有比较优势。这是区际分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适宜度视角，我们对区域间分工和专业产生的原因重新进行了理论判断。同时，这种理论判断也揭示了四种类型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协调问题。由于各类型主体功能区之间拥有不同的非正式约束条件，因此即使各功能区之间经济适宜度水平相同，不同类型功能区之间的发展也必然表现为不平衡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无法追求各类型功能区之间的平衡发展或者力求缩小它们之间的发展差距。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对不同国土规划区坚持四种开发模式，并用不同的绩效考核标准去评价各类型功能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