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体用”和“古今”思维范式的得失
　　在中西文化互动中，很多知识分子曾经采用中学西学、古代现代和体用等范畴作为指导理念。“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西体中用”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提法。这些思想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推动了文化交流，但它们也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下面笔者对其予以简要分析。
　　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之后，晚清知识分子就开始了接受西方文化的历程。在历史上，中华文化表现出以“华夷之辨”为代表的浓厚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为了克服守旧人士对于西方文化的排斥，开明知识分子就用“中体西用”作为接受西方文化的指导思想。郑观应和张之洞等就是秉持这一观念的知识分子的代表。郑观应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⑥张之洞也明确指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⑦他们都认为，西方文化胜在器物层面，中华文化在精神层面独步天下。因而，清朝应该学习西方的器物，例如科学技术。至于制度层面，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可以保留满清的专制统治。何为“中体”呢？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解读。张之洞先生把三纲四维视作“中体”⑧，而郑观应先生则把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看作“中体”，认为学习西方必须“守经固本”⑨。从总体来看，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大都认同中华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价值预设。
　　后来，“全盘西化”成了很多知识分子推崇的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针。胡适先生和陈序经先生等就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胡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中国人既要承认百事不如人，又要死心塌地去学习西方。⑩陈先生认为：“至于我们个人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出路。”按照这类知识分子的设想，中国不但要在制度、器物层面学习西方，而且在精神层面也要全盘西化。
　　而以李泽厚先生、黄仁宇先生等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则主张“西体中用”。李泽厚先生把唯物史观、科学、民主和市场经济等因素都纳入“西体”的范畴，提出要以逐步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黄仁宇先生则认为，“体”是组织结构，包括政府行政系统、修宪与选举、军备与预算等。在当代中国，“西体”已成现实。我们应该发扬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来维护自身安全和服务全人类。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李先生和黄先生的提法实质上都是全盘西化思潮的变种。区别在于，李先生的提法充分考虑了现代性的一元性和多元性，意在避免中国走向全盘西化。而黄先生的提法则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正面作用，也是在努力避免全盘西化。
　　上述三类提法都是前辈学者精神生命的体现，都曾经发挥过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可是，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它们都有一些不合理之处。奉行“中体西用”的知识分子片面强调了文化的特殊性，忽视了文化的世界性，容易导致中国文化游离于现代化的浪潮之外。如果被“中体西用”的观念所束缚，我们就会重复洋务派当年犯过的错误，就无法超越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还会给文化复兴带来周期性的劫难。在中国历史上，专制和战乱都曾经给文化造成多重打击。相反，文化繁荣往往出现在社会政治氛围宽松的时代，例如春秋战国和两宋时期。所以，保持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对于促进文化复兴具有正面价值。
　　主张“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过于推崇，忽视西方文化的内在差异和局限，漠视中华文化绵延不息的旺盛生命力，容易犯“泼洗澡水连小孩一起泼掉”的危险。在文化进化论、文化整体主义和文化世界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西化论者片面强调了文化的世界性和普适性，认为文化的发展是非西方文化实现西方化的单线演进过程，忽视了文化的多元性和民族性。如果我们按照这一模式来复兴民族文化，就会把中华文化带入歧途，可能会把中国人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人”，还会把中国变成脱离传统的无所适从的国家。同时，如果我们固守中国文化代表过时的死物、西方文化代表光明的未来的观念，就会抹杀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从而陷入文化替代主义的泥潭。所以，我们要反对全盘西化的做法，不然就会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街托钵效贫儿”的错误。
　　三、中华文化复兴的标志
　　现代性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是西方文化的精华。科学、民主、平等和自由等理念为现代性的内涵。对于非西方文化而言，如果以现代性为标准进行梳理，我们就会在其中发现反现代性要素、非现代性要素和类现代性要素三类内容。所谓反现代性要素，指的是非西方文化中和现代性相背离、起冲突的要素。而非现代性要素是指非西方文化中和现代性无关的要素。至于类现代性要素，是指非西方文化中和现代性类似的、可以促进现代性在传入国生根发展的要素。虽然非西方国家无法从自身中发展出现代性要素，但它们却可以吸收现代性要素来实现现代化，并将自己变成现代化国家。可是，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西化意味着西方化，会导致现代和传统的割裂。现代化则是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完美结合。韩国、日本的现代化转型就是韩日民族性和来自西方的现代性的有机融合。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精神生命的体现，也是具有自身发展方向、能够不断演进和转型的有机生命体。而中国传统也并非静止的死物，而是能够顺应时代要求不断更新的活物。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为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性。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保持民族特性也是文化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文化复兴的问题上，我们要保持开放心态，超越“中西”、“古今”和“体用”的自我束缚，积极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要素，努力实现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有机融合。

    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要素，并非必然要接受其中的非现代性要素。在建设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以现代性为标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以下三类要素：一是反现代性要素。例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现代性中的平等、人权等观念相冲突，属于反现代性要素。对于反现代性要素，我们要采取抛弃、转化和更新等措施。二是非现代性要素。例如，祖宗信仰、岁时习俗等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与现代性关系不大，都属于这一类要素。对于非现代性要素，我们要加以继承和发扬。三是类现代性要素。例如，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和佛教的“众生平等”等思想和西方的生态伦理思想在理念上有相通之处。对于类现代性要素，我们要善加利用。而类现代性要素和非现代性要素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文化精华。因此，在复兴民族文化时，西方文化固然是我们需要倚重的文化材料，中华文化更是不应忘却的文化宝藏。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