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工业化中期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了对矿产资源的刚性需求，这一经济规律曾经被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所证实，同时，中国经济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规律的存在，进而揭示出当前矿产资源短缺的深层次原因。
　　三、中国矿产资源短缺的结构性成因
　　根据研究的需要，需要从产业结构角度界定高消耗产业，顾名思义，高消耗产业指在国民经济中矿产资源消耗比较高的（产业）行业，可以从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进行界定。
　　宏观层面上，以2007年能耗为例，工业能耗为190 167万吨标准煤，占全年总能耗的71.6%，界定为高耗能产业无可非议。由于建筑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相对较低（占GDP的比重在5.5%左右），故把建筑业放到中观层面进行分析。中观层面上，石化行业能耗占2007年总能耗的16.6%，黑色金属行业能耗占总能耗的18.48%。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占全年总能耗的7.16%，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能耗占全年能耗的7.77%，建筑行业消耗大量的钢筋、水泥等矿产资源，上述行业可以从中观角度划归为高消耗产业。
　　（一）工业平稳增长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起基础性支撑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系统调整，放慢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加快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次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从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作用分析，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态势，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基本也呈下降态势，但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稳定，自1990 — 2007年，工业贡献率基本维持在45%到62%，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呈上升趋势。从工业贡献率与GDP增长率对比关系中（见图1）可以发现，工业贡献率曲线与经济增长率曲线走势几乎完全一致，当工业贡献率比较大时，经济增长迅速；当工业贡献率比较小时，经济增长缓慢；工业贡献率呈现较大波动时，经济增长也呈现较大波动。通过计算，工业贡献率和经济增长率两组数据的相关系数为0.939，说明两者整体上具有正相关关系，工业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一致，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对经济增长起基础性支撑作用。因此，尽管工业消耗矿产资源巨大，但我们想要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必须保持工业增长的稳定性。
　　（二）中观层面上：经济对高消耗产业具有结构性依赖
　　从中观层面考虑，高消耗产业包括石化行业、黑色金属采矿与冶炼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建筑业和交通仓储邮政业。为了分析这些行业对经济的影响情况，从《中国统计年鉴》上搜集2007年数据。石化行业、黑色金属采矿与冶炼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全行业增加值数据不易得到，行业数据使用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数据。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数据为全行业2007年增加值，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57 305.6亿元。利用上述基础数据进行统计后显示（见表3）这些行业增加值在当年GDP中所占份额平均在5%左右，合计份额为25.4%。说明高消耗产业对经济增长作用举足轻重，直接影响力在1/4以上；同时，这些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其他行业和人民生活直接、间接影响力强。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判断：我国经济对高消耗产业具有较强的依赖关系。
　　四、矿产资源短缺的制度性成因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得中国经济对矿产资源具有结构性依赖
　　建国初期，中国确立了“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一战略对当时构建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能够满足国内需要的工业产品，解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所需要的物资非常必要。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和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国工业发展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在重工业内部又片面强调“以钢为纲”，轻、重工业比例出现了严重失衡。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比重达到43.1%和56.9%。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工业结构严重重型化的倾向进行了调整，到1995年，轻、重工业比例调整到了47.3∶52.7。但是，随着产业升级改造，开始由消费品加工主导型结构逐步向重化工业主导型结构转变。到2008年，轻、重工业比重分别为28.9%和71.1%。因此，在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一直都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更是中国资源高消耗增长模式的深层次原因。
　　（二）国内矿产品价格偏低造成对矿产资源的过度需求
　　中国很多重要矿产资源的价格由国家控制，通过国家定价和垄断经营，矿产品价格被压低，造成上下游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降低了下游产业主要是制造业的生产成本，这一过程造成了矿产资源价格的长期扭曲。这是一种不完全的资源价格体系，既没有反映矿产资源的供求和稀缺状况，也没有把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环境成本纳入企业核算。资源价格低廉必然导致下游企业对矿产资源的过度需求，从而使得本来已经短缺的矿产资源供给日益紧张。
　　（三）以GDP为核心的干部考核体制促使地方政府短视开发
　　地方政府在以GDP为核心的干部考核和激励机制下，极力谋求地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不需要站在国家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审视投资决策；也不需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可以使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企业化，单纯追求短期局部利益，而且可以控制辖区企业的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使之更加有利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或地方政府任期内“政绩”的最大化。对于矿产资源为主要经济命脉的省（区）而言，很多地、市、县、乡甚至省一级政府，普遍存在过度开发矿产资源的情况。
　　（四）矿产资源法规滞后造成管理上的困难
　　自1986年，中国颁布《矿产资源法》后，相继出台了《矿产资源税暂行条例》和《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1993年）、《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1994年）、《矿产资源法》（1996年修订）、《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1998年）、《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1998年）、《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1998年）、《地质资料管理条例》（2002年）。由此逐步形成中国矿产资源管理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框架，基本解决了矿产资源管理有法可依的问题。
　　当前，中国在矿产资源立法和执法特别是在矿业权市场、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矿产资源开发监督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在矿产资源能源管理实践中，矿业投资者的利益、矿山企业的利益与国家代表的公众利益的界限往往并不清楚。另外，《矿产资源法》第六条却明确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这一带有传统计划经济色彩的规定将矿业权的二级市场划入禁区，限制了市场机制在探矿权和采矿权流转过程中的作用，显然不利于矿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再有，矿产资源能源税费制度存有缺陷。现行资源税被界定为既体现资源有偿使用，又调节资源级差的税收，要发挥税收与收益分配两种功能。这不仅与税收的基本原理相悖，而且混淆了税收与资源资产收益的界限，容易造成资源税费制度的混乱与重复，影响税费各自功能的发挥。从计税依据方面看，资源税以销售量为课税依据，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以自用数量为课税依据。这种计税方式使得资源税应税额的征收与矿产资源销售价格脱钩、征收税额多少与矿产品市场价格变化及矿山企业的盈利也没有关系，直接造成鼓励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无序开采、采富弃贫，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