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的理论综述和理论分析，考虑后文图1中腐败与支出总水平的相关关系，本文构建了如下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进行经验分析。 epeit=0+1corrit+2corr2it+3FDIit+4Lnlit+5ublit+6pedi
基于上述的理论综述和理论分析，考虑后文图1中腐败与支出总水平的相关关系，本文构建了如下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进行经验分析。
epeit=β0+β1corrit+β2corr2it+β3FDIit+β4Lnlit+β5ublit+β6pedit+β7plcit+β8privit+β9fedit+β10fait+β11D1994+εit（4） 腐败问题对公共支出结构有影响，而不同的公共支出对腐败也有影响（Goel和Nelson，1998）。B21对此为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对腐败问题的研究：（1）Becker（1968）最早从经济角度研究犯罪中的“胡萝卜加大棒”问题；B22Goel和Rich（1989）应用Becker的框架研究了公共支出总水平对腐败的影响；B23（2）Wei（2000）研究了国家规模（考察人口因素）对腐败问题的经济影响；B24（3）腐败问题会影响经济增长，而Braun和Tella（2004）等认为经济增长也会影响腐败状况；B25（4）基于“排队理论”，许多学者考虑了本土经济民营化过程带来的腐败问题，如周黎安和陶婧（2009）、B26吴一平和芮萌（2010）；B27（5）Goel和Nelson
（二）数据来源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本文获得29个省级政府的相关数据（1997年重庆从四川省分设为直辖市，涉及到数据划分问题，本文未考虑这两个地区）。具体数据来源和变量内涵见表1。
在表1中，腐败数据corr为万人中腐败案例的立案数。此处对于腐败问题的度量，是指“正式”发现的腐败问题，不包括已发生、未被发现或已发现、未被立案的腐败数。本文以政府总支出、各个类型支出占GDP的比重代表总支出水平和支出结构；以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代表资本开放水平；采取Alesina和Wacziarg（1997）的方法控制人口变量的经济影响，B29对人口总数取对数。现代化水平是以城市化为指标进行度量的。根据传统的城市化概念——城市化是随着产业经济向城镇的集中而发生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因而此处的现代化指标ubl采取的是各地区城镇人口占全部总人口中的比例；plc为反映地方政府领导人变更的虚拟变量，采取与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类似的方法，B30定义发生变更的年份为1，未发生变更的年份为0。反映地方教育需求的ped为各地区在校的中小学生总人数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本文的财政分权指标fed为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这一指标是单一制国家“同法同构”体制下的分权指标（统一的税法下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税收收入，地方税政之下的税收收入所占比重非常低）；金融发展活跃度fa是根据各地区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存款余额计算形成的；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D1994采取了虚拟变量的形式；市场化水平priv是以非国有和集体经济部门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为指标。最后，本文还设置了工具变量考察影响腐败问题的相关因素。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wage代指Becker（1968）的“胡萝卜”效应，B31并考察了失业率uem对腐败的影响。
图1 1989-2006年地区腐败问题与地区平均支出水平
基于上述数据，考察各个地区平均腐败水平与政府平均支出总水平的相关关系如图1。根据图1可知，腐败问题与地方政府支出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初步分析可知呈现了“U型”状态。
四、计量分析结果
（一）总体的结构效应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1989-2006），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得到表2的计量回归结果。
根据TSLS的分析结果可知：明显地，腐败问题corr对于地方公共支出结构存在明显的经济影响。其中，腐败问题对教育支出水平epe具有直接抑制效应，不具有先降后升的“U”型效应。这一结论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相应地，腐败问题对于农业支出水平ape同样具有统计显著的线性效应，但带来了政府农业支出水平的增加。这说明在区域之间差异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种类多等特征下（如具有地理特征的农村灌溉支出），非竞争的供给使得在这类支出水平中“寻租”较多。腐败问题对地方基本建设性支出水平cpe的线性效应并不统计显著，“U”型效应也不统计显著。这与现实中观察到的经济建设项目中腐败问题较多并不吻合。这可能是因为：政府与其下属的国有企业合作完成基本建设并不会带来腐败问题的显性化，而本文的腐败指标为已发现腐败问题的立案数。腐败问题对于公检法司支出ppe具有统计显著的“U”型效应，呈现了先下降、后上升的特征。这说明近期行政领域的腐败问题带来了政府公检法司支出的显著增加。
采用资本开放指标发现：资本开放降低了政府农业支出、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的总水平。这说明资本开放带来的技术效应、管理效应降低了政府所提供这方面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譬如农业深加工、流通领域的资本开放，文化娱乐业、医疗卫生领域的资本开放，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有利于降低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供给压力。而在资本开放的过程中，明显地对公检法司支出水平具有统计显著的扩张效应。这是因为在资本开放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增加国家经济安全、经济与金融资本监管、涉外政治方面的公共支出，以保证在资本开放过程中维护好国家利益。
现代化ubl明显地带来了政府公共支出总水平pe的下降。这说明在推进现代化ubl的过程中政府公共支出发挥了规模经济效应。现代化明显地降低了政府农业支出水平ape。明显地，这是由于农业人口减少、相应的农业支出总需求下降形成的。现代化的推进带来了政府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总水平的显著下降，说明现代化之后的政府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具有“拥挤效应”。这在现实经济中体现为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服务供给“缺位”。
对于其他经济变量：（1）人口规模Lnl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并不统计显著，这是因为我国政府机构设置具有“同职同构”的特征，机构和人员的安排并不依赖于所辖地区的人口，而是根据政府职能的定位逐级构建的。但是人口规模Lnl的变化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mpe、公检法司支出ppe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也是“同职同构”特征决定的。（2）人均义务教育需求ped形成了政府教育事业费支出epe、包括教育投资的基本建设支出cpe、包括教育管理的行政管理支出mpe、公检法司支出ppe的明显扩张。（3）当期地方政府领导人变更plc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并不统计显著。（4）从市场经济发展priv来看，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仍然没有脱离“大政府”的特征，并没有带来政府支出总水平pe的下降，反而具有扩张效应。这与当前我国政府规模过大（近期政府收入连年大增、支出规模膨胀）相吻合，也反映了市场化的深度和范围还不够。（5）从固定格局的收入分权fed来看，其对于控制总支出水平pe具有一定的经济效应，但这一指标并不明显统计显著。而分权fed对于其他支出水平，如对教育支出具有统计显著的抑制效应。这说明在单一制国家“同法同构”体制下的分权之下，既有的收入分权格局有利于控制地方公共支出水平，但不具有结构优化效应。（6）金融活跃度fa对政府公共支出总水平pe具有统计显著的控制效应。在结构上，其对教育支出水平epe具有抑制效应，而对文教科卫事业费cspe却具有统计显著的扩张效应。这说明金融发展使得政府文教科卫事业费总支出水平增速相应高于GDP增速。以科学支出为例，金融的发展需要政府不断增加应对金融风险的科技投入，从而具有扩张效应。（7）最后，从财税体制改革的影响来看，分税制D1994明显地带来了政府教育支出水平epe的下降。说明在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对教育支出的重视程度低于其他政府支出项目。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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