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上述文献回顾还是从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实践来看，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或者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已经成为学者、决策层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那么，我国证券监管效率低下和投资者保护机制缺失的制度性、体制性原因又是什么呢？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系统分析。证券05-200券市场监管效率的因素进行剖析。沈艺峰等科应用】」
　　 三、转型期中国股票市场规制目标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作为“新兴加转轨”的市场，我国股票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市场机制还不尽完善，股权结构特殊，投资者结构以中小投资者为主，市场诚信体系尚不成熟，投资者缺乏系统的证券投资知识和经验，风险意识不强，承受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需要特别的保护。然而，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现有规制体系的制度性缺陷，投资者保护这一核心目标往往难以实现。
　　 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在经济转型背景下的金融发展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垄断了金融制度的供给市场，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对满足其偏好的特定金融制度的强烈需求，这样，政府就会按照其对金融制度的需求来设计金融制度供给，从而成为金融发展中的关键变量，中国政府对股票市场的高度控制正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例证[13]。
　　中国股票市场建立伊始，就被政府赋予了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重任。1997年党的十五大为股份制正名以后，国有企业上市步伐明显加快，股票市场成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主要场所。1998年中央提出实现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中国股票市场又承担起了为国有企业解困的阶段性目标。2003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更是提出要将股份制作为公有资本的主要实现形式，但是由于同期股票市场的低迷局面，国有企业的上市工作才没有大规模展开。2006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以及大盘国有股回归A股市场，又掀起了一轮前所未有的国有企业“圈钱”的高潮。在2005年新增上市企业数量净减少的条件下，2006年和2007年上市公司数分别达到65家和96家，成为自2000年以来上市公司数量增长最快的两年，募集资金分别达到5594.29亿元和7722.99亿元，两年筹资总额高达13317.28亿元，远远超过1992年至2005年中国股票市场建立以来筹集资金的总额（8500亿元人民币左右）。自2009年6月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以来至2010年4月底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共有242家企业(含创业板）核准发行，154 家上市公司再融资，融资额达6180亿元。
　　 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政府既是国有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的实际或者变相的终极所有者，又是投资者利益守护神，同时也是证券市场责无旁贷的规制与监管者.这种一身兼三任的制度安排，显然使投资者利益保护这一股票市场最根本的规制目标无法得到重视。由于国有上市公司、国有券商的数量少而集中，同时又拥有中小投资者所无法企及的丰富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其在争取政府规制政策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游说能力方面具有中小投资者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中国股票市场达1.5亿之众的中小股民，数量大而分散，由于免费搭车原因的存在，他们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有效地组织起来去与势力强大的国有上市公司和券商进行对抗，去对政府的规制政策和目标施加有效的影响力[14]。保护投资者这一本来应该成为监管当局核心目标的常规性执法却演变为时常上演的“运动式执法”。在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市场低迷时期，规制与监管当局往往利用一切“利好政策”来刺激市场，甚至祭起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大旗以尽可能提升市场的信心，而同样出于维护市场信心的考量，又极少对市场参与者的违规行为做出应有的处罚；但在市场活跃时期，尤其是非理性繁荣时期，政府又会通过种种惩戒措施来人为冷却市场。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做大市场之间，规制和监管当局也更多倾向于做大市场，先发展后规范的惯性思维模式历久弥新[15]。
　　 在投资者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投资者无法有效行使“用手投票”的话语权，只能行使“用脚投票”的选择权。针对奥尔森集体行动所面对的免费搭车问题，赫希曼认为，“对个人来说，集体行动的收益不是想要的结果与其提供的努力之间的差距，而是这两者大小之和，……既然集体行动的产出和目标通常是对所有人有效的公共产品，个人能够提高集体行动所产生收益的唯一方式就是提高‘自己的投入’，即代表他自己所赞成的公共政策的努力”这也就意味着，一个真正最大化其利益的个人不是偷懒和尽力搭便车，而是在他自己的其他重要行动和目标设定的限度内，尽可能积极地努力。”[16]因为在集体行动中努力争取本身就能使参与者产生令人愉悦的感觉，这也许就是很多学者所认为的信仰的重要性。而且个别投资者用脚投票的行为表面上看纯粹是一种私人行为，但当所有投资者都意识到股票市场现行规制结构的制度性缺陷而纷纷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而远离股市的时候，这足以汇集成一种集体行动的力量，也足以使股票市场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而不能自拔。2001年至2005年中国股市长达5年的低迷困局便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例证。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监管部门既是被监管对象（国有上市公司、券商、交易所）的直接或间接的所有者，同时又是行业发展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这实际上并不仅仅是政府或其监管部门“被俘获”的问题，而是完全明示的、近乎法定的政府与上市公司、券商、交易所的一致利益。政府俨然已经成为中国股票市场实际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投资者利益守护神的规制目标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投资者“用脚投票”这一集体行动实际上也彰显了其对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缺失的一种无声的抵抗。
　　在股票市场发展初期，在国内相当一部分投资者还不知道股票到底为何物的条件下，政府甚至通过动员党员干部和政府公职人员带头的方式购买股票，这种偏倚于一方的规制目标和政策还有相当的蛊惑力和感召力。尤其是在股票市场发展初期，政府通过控制股票市场发展的速度和上市的规模与速度，投资者通过低买高卖原始股和股票认购申请表就可以获得巨额回报的条件下，投资者被吸引着纷纷涌入股票市场，而对股票市场存在的高风险置若罔闻。随着投资者逐渐趋向于理性和成熟，这种偏倚于扩大市场规模的规制目标存在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好在投资者进入和退出市场都是高度自由的，在经过与包括政府规制者在内的市场参与各方多次重复博弈后，投资者偶然发现，除了要承受股票市场自身与生俱来的市场性风险之外，他们还必须承受为国有企业解困的不当政府规制目标所带来的政策性、系统性风险。在经历过多次失败和沉重的投资损失之后，投资者终于醒悟过来，只能行使“用脚投票”的机制，纷纷选择远离中国股票市场这一是非之地。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