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大才：《农地流转市场何以形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3期。 这样要转入农地的大农业经营者要想找到交易对象还得自己四处寻觅，在此过程中无疑就使搜寻成本提高。找到了要转出农地的农户之后，还要一个一
邓大才：《农地流转市场何以形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3期。
这样要转入农地的大农业经营者要想找到交易对象还得自己四处寻觅，在此过程中无疑就使搜寻成本提高。找到了要转出农地的农户之后，还要一个一个地与他们谈判，这显然要比与一个交易对象一次谈判成功的磋商费用大，而且，还不排除在分散谈判的过程中，由于农户们的文化素质、道德水平参差不齐，个别农户的恶意磋商、故意刁难而额外增加的谈判费用。在付出了高额的谈判费用，交易达成之后，由于农户们是分散交易的，转入的农地是乱插花状态，还是不能进行整片的、集中的规模化经营。要想连片集中经营，还得与邻着的农户的土地进行置换。互换的费用是很高的，因为你想换地的欲望较高，也就是换地的需求很大，对方又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就是换地的供给不足，根据供求关系与价格的原理，需求越大，供给越小，则需求方要付出的价格就越高
黄延廷：《农地连片流转交易成本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12日（第160期）。
。另外，由于农地流转的公证制度、监督制度、纠纷解决机制都不完善，农户违约的成分很大，违约后又不能较好地解决，这又出现了违约成本
宋德新、马绍峰：《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法律制度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
，这一切全都加到规模经营者的经营成本中去，总额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同时农产品的价格较低致使农业的收益不高，这一反一正，大农业经营者的纯利润不可能可观，自然导致付给农户的农地使用费很低。付给农民的使用费、租赁费很低，也即土地转出去、不转出去没有太大的收益上的差别，而且自己随时收回也有较多的麻烦，于是，他们干脆就不流转了。农地的转出收益较低影响着农地的流转。
三、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
（一） 农地本身的保障十分出色
农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经济功能；二是保障功能。农地的经济功能之低已成共识，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人们就已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就在他的名著《史记》里说得清清楚楚：“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现在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化的发展，农业的经济功能与工商业的经济效应更不能相提并论了。事物有着平衡的原理，某一方面强了，另一方面就较弱，一方面弱了，另一方面就较强，一个甘蔗不可能两头都甜。农地的经济功能较弱，其保障功能可是十分突出。
首先它有一个重要的自给自足性收益，保障农民少受通胀之害。任你物价如何飞涨，我农民农地上生产的粮食不用出钱买，菜不用买，食用油不用买，水不用买，柴禾不用买，等等，这样，农业、农民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消费支出上的通货膨胀，为他们带来很大的收益。
其次，农业有着基本生活保障（生命保障）收益。如果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没有了，他们还要在城市里生活的话，那就只有饿死、冻死的份儿，若是他们还有土地，退回到农业，土地能生产粮食、蔬菜等基本生活资料，会保证他们衣食无忧。再假若国家闹粮荒，粮食紧缺，多少钱也难以买到粮食。这时候，农民的土地能生产粮食，此时的粮食就是无价的，农业的收益就是不可能用金钱计算的。中国的古人就很有智慧，之所以他们一直强调农业是根本，商业是末业，就是看到了农业的基本生活保障收益极高的缘故。现在的农民是历史上农民的子孙，他们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此一般情况下他们绝不放弃农业。即使在眼前的工商业中能取得较高的经济收入，他们也会居安思危，以备万一
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把土地、农业作为生存的最后防线。
另外，现在农业上的国家负担（税费）也取消了，随之而来却是国家众多的农业补助，如种粮直补、种棉补助、种烟补助、养猪补助、养牛补助、退耕还林补助，等等。只要种地，这些额外保障都是有的。这就导致现在一些城市人口想把自己变为农民户口、农业人口，然而乡村社区却断然拒绝。
（二）农地之外的保障很难实行
1我国工业化正在起步，提供不了充足的就业岗位。我国改革开放仅仅30年时间，步入世界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轨道和平台的时间应该更晚（我国在2001年底才加入世贸组织），因此，我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大多还处于全球化（世界工厂）中的低端乃至最低端的分工环节，仅有一部分进入世界传统产业及中间加工工业的环节，中高端产业的链条我们基本还无缘问津。可想而知，仅低端产业能提供多少工作岗位！制造业还在初级阶段，相关的服务行业肯定也不会发达，城市化的水平也发展不起来，这些都使得第二、三产业的岗位极其有限。相反，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却源源不断，数量庞大，这些有限的工商业岗位于此来说，真可谓是供不应求、杯水车薪。而且正由于我国工业基本上处于世界工厂的初始链条，那么中、高环节的一点点震荡或波动就会对其造成很大的冲击。而恰恰近些年来世界经济危机或其他灾害性事件频频出现，诸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11年初的日本大地震等，这些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就业特别是农民工就业产生重大的影响。
就以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为例。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海外市场对中国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急剧减少，据2009年初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字，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此次金融危机失去工作，达到农民工总数的15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在2009年春节前返乡的大约7000万农民工中,因企业裁员、企业关停、收入低、找不到工作等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有关的因素而返乡的农民工为1200万人，占返乡农民工的171%，占农民工总数的85%
盛来运、王冉、阎芳:《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影响》,《中国信息报》2009年7月8日。
。另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春节返乡的7000万农民工中，虽然有80%已经返城，但是其中的1100万人还没有找到工作
李培林、李炜：《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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