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治的因素、权宜的选择，北京话成为了官话的标准。但是，真正的语言学研究应该把所有官话包括在内。（Edkins，1864：9）
　　在艾约瑟这段论述中，北京官话在当时已处在“帝国的官话”的地位，而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宫廷中所使用的语言，是最高统治集团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北京官话开始取得超越南京官话的优势，是由其政治地位决定的。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序言中引用了艾约瑟的这一段话，并表示：
这里引征这种观点，只是要进一步证实我自己很久以前的一个结论，即北京话是官方译员应该学习的语言。自从带有许多学生的外国公使馆在北京建立，不首先学这种语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重要……据说北京话的特征正逐渐渗入官话通行区域的所有各地方言。学生可以放心，如果讲好了北京话，他跟讲任何官话的本地人之间，相互理解就不会有什么困难。
　　这些发表于不同时间的论述，大致反映出了清中叶之后北京官话地位逐渐上升的过程，并显示出政治因素的主要推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北京官话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独大地位，在国际交往中作为外交语言的地位，并不能说明在全社会的语言生活中，北京官话就成为了各地方言都必须以之为准则的“标准音”。威妥玛极力强调学习北京官话，也主要是从使馆外交人员的工作来考虑的。作为汉民族口语共同语的官话，耿振生指出，“主要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各种条件和制约因素之下，自然形成和传播的，……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共同语，不经过人为的干预，还不可能自发地成为一套为全社会公认的明确规范”，“明清两王朝都不曾对官话规定过标准”（耿振生，1991：120）。在清王朝官方事务中，北京语音成为模仿的对象，是北京作为首都产生的政治影响在语言上的反映。《中国评论》1875年第4期上葛路耐（W.P.Groeneveldt）在一篇评论卫三畏《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的文章中谈到了北京话成为北方官话之代表的过程：
　　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各地的方言之间只存在着微小的差别，可视为同一种方言之下的不同变体。这种方言的使用范围是如此之广，因此很自然地在官方口头交流中被采用，作为官方通用的口语形式，供职于政府各级部门的职员，若其家乡话并不是北方方言，为工作之便利故，也都要学习这种方言。在北方话成为官方通用语的过程中，首都地区使用的口语被人们普遍作为模仿的典范，甚至那些说北方方言，只是与北京话稍有不同的人，也以北京话为标准尽量校正自己的语音。（Groeneveldt，1975：231）
　　二、官话的语音特征
　　官话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地域变体，不同变体有各自的语音系统，但是仍有一些比较稳固的核心特征，正如艾约瑟所说：
　　官话通用于长江以北各省、四川、云南、贵州以及湖南和广西的部分地区。在这些地方官话的语音虽然有所不同，但保持着足够的相同的语音特征，使得这些分布在中国三分之二土地上的方言变体能够共同被称为“官话”。（Edkins，1864：7）
　　西方语音研究素有音素音位分析的传统，对于汉语官话的语音特征，西方人也尝试着通过观察来进行总结。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丛报》第3卷《汉语口语》一文进行了较早的尝试：
　　各地所使用的汉语通用语（经常被称为“官话”，尽管这一称谓并不恰当）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人有的性情活跃，有的性情冷淡造成的。……然而，这种语言的主要特征在各地都是一致的，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除了鼻音以外，不以其它任何辅音作为音节的尾音；音节的尾音是短元音的情况很常见。
　　艾约瑟对官话语音的研究最为深入，他的《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专章介绍了汉语官话语音系统。他指出，“官话”内部可分为三大系统，即三大变体：南京官话、北京官话、西部官话，而官话的总体特征为：“从语音上来看有这几条：有四个或五个声调；除了n和ng外，没有其他辅音韵尾；没有浊辅音声母。”（Edkins，1864：9）
　　他还进一步总结了三大官话的语音特征：南京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声调，元音韵母后的韵尾n、ng不分，声母n、l不分；北京官话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入声派入其它四声之中，韵尾n、ng区分明显；西部官话以成都音为代表，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入声全部变为去声，元音韵母i后的韵尾ng全部变成n。（Edkins，1964：8～9）
　　这些分析虽然并不详尽和完善，但这几个基本特征，与现代学者对近代共同语声韵特征的认识基本符合。在对官话性质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艾约瑟对当时声称记录了官话语音的各类辞书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
　　“外国人在为汉字注音的时候，标注的是一种折衷了南京和北京音的读音，当这种折衷的语音与中国权威韵书的注音不相符合的时候，则遵照中国韵书的读音。”
　　“中国的辞书十之八九标注的是早已不再使用的、一千年以前的读音。马礼逊在编写他那本伟大的词典的时候，并不知道他遵从《五车韵府》标注的汉字语音根本不是官话语音，而是一种已经完全废弃的读音。”（Edkins，1994：203）
　　艾约瑟的质疑是建立在对官话语音和对中国传统音韵学的深刻理解基础上的。自中古以后，中国韵书的编纂一直以兼顾古今南北语音为特色，而并不是对某一种单纯的语音系统的反映。比如，《切韵》反映的就不是一时一地之音，《康熙字典》杂收了《广韵》《玉篇》《集韵》等多种韵书的反切，清代李汝珍以反映时音为特色的《李氏音鉴》自称“悉以南北方言兼列”。而历代的官修韵书，关注的均是书面语音而非口语语音，正如艾约瑟在《中国评论》1894年第21卷第3期的短文《官话：一种现代口语形式》（The Mandarin：A Modern Form of Speech）中再次指出的：
　　“官话语音是新发展起来的，被认为是没有必要在这本反映书面语的国家词典（《康熙字典》）中标注出来的。书面语是文人学士们使用的语言，《康熙字典》中没有一例标注官话发音的情况。”（Edkins，1894：203）
　　不了解中国音韵学这一传统的西方人，往往认为中国词书应该反映了当时共同语的标准音。事实上，清代即使由官方推行的官话运动，对于“正音”即标准音的概念也是不甚清晰的。如清人莎彝尊编写的《正音咀华》，称应以《康熙字典》和《音韵阐微》的音韵系统为“正音”，就显示了“正音”概念的模糊。因为，《康熙字典》是杂收的前代韵书的反切，《音韵阐微》则又是另一套语音系统，是无法相统一而作为口语共同语的语音标准的。而瓦特斯（T.T.Watters）在他连载于《中国评论》的长文《中国语言散论》（Essays on Chinese Language）中谈到《正音咀华》时，却是把它作为学习“标准官话”的语言学著作来介绍的。艾约瑟能认识到官话是一种用于口头交际的、自然形成和传播因而在各地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同时又保持着一些稳定的核心特征的活的语言，所以他才会认识到官话语音系统的复杂性，对声称记录官话语音的著作持审慎态度。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