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是明清时期使用的汉民族共同语。汉语中的“官”乃“官府、官职、官员”之义，从字面上来理解“官话”概念，即在官府中各级官吏所使用的语言。据张玉来（2010：88）的考证，“官话”一词于明代最早使用，出现在汉语历史文献中时，均与各地方言对举，指称全民族通用的共同语。
　　西人英文论述将“官话”对译为“mandarin”，或“the Mandarin dialect”“the Mandarin tongue”，强调的也是其作为官方活动用语的特点：
　　几乎所有外国人听人说起汉语口语时，可能都会留意到其中的一种，即所谓“the Mandarin Dialect”。这就是“官话（kuan hua）”；严格说来，应译作“官府口头语言（the oral language of Government）”。“官”字，即“衙门（official）”，已通过葡萄牙语而被欧化为“mandarin”，而这个术语，正如埃德金斯先生（Mr.Edkins）所说，作为“官”的等价物，已变得太合适方便了，以至于“mandarin”再也不能被轻易地放弃了……（威妥玛，2002：14）
　　对于“官话”作为共同语的地位，西方人当然有所认识。19世纪发行的汉学杂志《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3卷《汉语口语》（Chinese Oral Language）一文谈到：
　　中国的用语为那些处于中国社会上层和中层的人所使用，这些人担任着政府从上至下各级公职，正因如此，汉语通用语被称为“官话”，即公职人员使用的语言。各地方言称为“土谈”，或各省人自称的“白话”，即浅白的语言——一种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方式。
　　明清官话由于与现代汉语共同语即现代汉语普通话密切相关，受到现代语言学界的关注，但由于汉语历史文献中关于官话的描写与记载相当缺乏，对于官话的历史来源、使用状况、基础方言和标准语等重要问题，学者们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来华的西方人，从明代利玛窦开始，即已对官话给予关注。这种关注主要出于实用的目的：面对中国各地方言殊异，他们迫切希望能掌握一种通行于各方言区的语言，正如《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言：
　　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行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u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
　　19世纪，西人大批来华，对汉语汉文化认识渐深。他们对汉语的论述中，也涉及到与官话相关的内容。他们对官话的论述虽只是散见于各类学术论文、词典、教科书中，但加以整理集中，也可以与现代汉语史学者对近代官话之特点和使用情况的研究形成呼应和补充。同时，若把汉语语言学史放在世界语言学研究史的背景下去加以观照，近代西方人对汉语官话的认识，也是近代汉语共同语发展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南京官话与北京官话的地位问题
　　在现代学者的研究中，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引起很大关注，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可以直接揭示出官话大致的语音面貌，特别是与近代在时间上稍有距离的明代官话的面貌。在这个问题上，鲁国尧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依据《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一位身居高位的太监送给神父们一个南京小男孩，让这个小男孩教神父们学南京话为线索，提出当时官话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应该是代表着江淮方言的当时的南京话，而不是后来的北京话，否定了明代官话基础方言的北京话之说和河南话之说，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更晚近一些的研究中，又有不少学者指出，作为近代共同语的官话并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标准音系，明清两代存在着南京官话、北京官话、中原官话等等，“官话的基础方言是什么”这样笼统的问题根本不成立，“鲁国尧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发现神父们以南京官话为通语的事实很有启发意义，但其意义只不过是让我们认识到，当时南京官话的地位高于北京官话，仅此而已，不可作过多的引申”（何九盈，2001：133）。这就把关注的焦点从标准音问题转移到了官话的地位问题，也就是官话的社会使用情况问题。来华西方人的汉语论著中反映这一情况的，并不只有利玛窦著述中隐约的线索。
　　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15～1823年出版的《华英字典》导言部分在介绍关于汉语的基本常识时，是这样介绍官话的：
　　官话主要在江南和河南两省通用，这两个地方历史上都曾作为国都，因此两地的方言也赢得了位居其它各省方言之上的优势地位。朝廷使用的语言渐渐成为了文人学士心目中的标准语。现在，一种鞑靼汉语正日益得到广泛使用，如果清朝统治能长久延续下去，这种鞑靼汉语必将最终取得优势。我们不能认为这种鞑靼汉语是一种人为创制的、以区别于世俗语言的皇家语言，方言间的区别是逐渐形成的，而不是人为造成的。（Morrison，1815）
　　马礼逊的介绍中有“官话”和“鞑靼汉语”两个概念。官话是在江南和河南广泛使用的通语，鞑靼汉语是鞑靼人的王朝所使用的汉语方言变体。这一区分揭示了中原官话、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的共存，而若要论优势地位，被“受过教育的人”（People of education）作为标准语（the standard Dialect）的中原官话和南京官话似乎更有优势，清朝统治者所说的语言，在马礼逊的时代虽然处于上升阶段，但还并没有超越其他语言获得最高地位。南京官话的这种优势地位，与江南一带文化之发达是分不开的。1834年的《中国丛报》第3卷《汉语口语》一文中也谈到了南京官话由于地处文化中心而具有的特殊地位：
　　由于历史上多次发生外敌入侵，江南省曾在相当长时间里作为都城，因而也就成为文化发达之重地，因此，这里的方言到现在仍被视为最纯正的汉语。
　　南京官话相较于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到艾约瑟的时代开始有明显变化。艾约瑟于1857年出版的《汉语官话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在论及汉语学习者在南北官话之间应该如何选择时说：
　　那些要掌握帝国宫廷之中所用的语言的人，应该学习北京官话。滤去当地土语特色之后的北京官话乃是帝国的官话。本书没有采用北京音为唯一的注音标准，是因为它与中国南部诸方言语音差别过于悬殊……北京官话更加时髦，但使用南京官话的人更多。（Edkins，1864：10）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