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蒲松龄的小说中婴宁的笑的失去是女性的悲剧、人类的困境、自然人异化的悲剧的话，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影视解读则赋予了婴宁的“笑”以不同的含义。
　　一、追求自由，冲破牢笼的启蒙精神
　　徐峻泰1986年导演的电视剧《聊斋志异?婴宁》颇具启蒙精神，他赋予了婴宁的“笑”以追求自由、冲破牢笼的巨大力量。
　　小说《婴宁》中婴宁的敌人是强大的社会文化力量，这个力量的代表并不明确，王子服母亲的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憨狂尔尔，早知过喜而伏忧也。邑令神明，幸不牵累；设鹘突官宰，必逮妇女质公堂，我儿何颜见戚里？”［3］227王母指出两点：一是“过喜而伏忧”，婴宁的“憨狂”使得这个家庭出现了危机；二是如果不是“邑令神明”，将会导致“逮妇女质公堂”的结果，从而致使“我儿何颜见戚里”。这两点都指向了传统文化的深层心理特征，王母虽然指出了这些，也只是指出了社会普遍性要求，王母并不是这个力量的代表，且其劝导也是善意的。
　　徐峻泰导演的电视剧《婴宁》有了一个明显的对立面——王老太太。从婴宁进入王家开始，婴宁就不得不作出改变，首先向王老太太下跪行礼。电视剧设置了几次冲突：第一次是婴宁和王子服在书房里见了一次面；第二次是婴宁买花种；第三次是婴宁爬花架。第一次冲突，小梅受到了严厉批评，因婴宁机智劝说王子服读书，而得到了王老太太的原谅。第二次是小梅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指责。这两次冲突表面上看起来是老太太与小梅之间的直接冲突，实际上是王老太太和婴宁之间的间接冲突，也给第三次的直接冲突奠定了基础：王老太太到花园里散步，发现婴宁爬到了花架上，严厉指责婴宁不成体统，婴宁以表面服从背后照旧爬花架来对付。实际上，这三次冲突背后有很深刻的背景。婴宁的两次抱怨能够很明确地说明这个问题：一次是婴宁抱怨“这里的规矩实在是太多了”，另一次是婴宁抱怨“这里没有花”。第一次体现了婴宁的束缚感，第二次反映了婴宁对王家的改造。王昊有极为明确的论述：“花是自由社会的代表，婴宁进入世俗社会后想用花来改造这个世界，为自己营造与以前一样的美妙空间。”在这一系列明暗冲突之中，婴宁与王老太太并非没有融合。婴宁遵从了鬼母“小学诗礼，亦好事翁姑”的教导，主动讨好王老太太，给王老太太做了鞋和衣服，显示出“精巧绝伦”的“女红”。而王老太太也作了让步，第一、二两次冲突都没有与婴宁正面接触，对婴宁的“禁之亦不可止”的笑也容忍了。然而，婴宁与王老太太的融合是次要的，冲突是主要的。婴宁的自由天性是对现有秩序的破坏，对王家来说，秩序的破坏会带来灭顶之灾。这种根本性的冲突在对待西邻恶少时完全爆发了。王老太太指责婴宁：“你变卖金簪买花，有失我家体面！你攀架爬树，抛头露面，成何体统？你终日嬉笑，以致惹祸，阖府不宁。”王老太太在王府面临灾难之时，把所有怒火发泄了出来，怒火直指婴宁对已有的秩序的改变和破坏。
　　电视剧的结尾，是徐峻泰导演对小说《婴宁》作出的最大改变。小说《婴宁》是以婴宁的屈服结束的，电视剧《婴宁》的结尾变成了王老太太的屈服。
　　小说《婴宁》结尾写道：“女由是竟不复笑，虽故逗，亦终不笑；然竟日未尝有戚容。……由是岁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扫无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3］227-228婴宁不仅改变了自己，而且归附了孝道，生下一子。
　　电视剧《婴宁》中，王老太太下令砍掉了婴宁种的花，令婴宁彻底失望，想到了离开。婴宁和鬼母的一段对话颇有深意：
　　婴宁：想当年，我们在一块的时候，多么自由自在啊，没料到人世间崇尚虚情假意，孩儿一片真情，反遭指责，恶少丧生，罪有应得，孩儿无过啊！
　　鬼母：当年你亲生母亲对待秦郎何尝不是一片真情啊？
　　婴宁：结果仍不为人所容，女儿想到这儿，倒不如随娘而去。
　　鬼母：王郎对你一片真情，你岂能有负于他？
　　婴宁(哭泣之后)：妈妈，我情愿随你而去。
　　这段对话，自由——规则——爱情成为矛盾，爱情超越规则，自由也超越于规则，然而，当规则和爱情一起成为自由的对立面时，婴宁毅然放弃了爱情。
　　然而，婴宁的自由自在的天性在王府中人心中已经留下了种子。小梅说：“少奶奶走了，花也谢了。”刘妈说：“岂止花谢了，少奶奶在的时候，全府上下，喜笑颜开，可现在，少爷病了，老太太整天生闷气，一个个愁眉苦脸！”所以王老太太在面临儿子的病这个王家更大的危机时，不得不承认“不该怪罪婴宁”，听从了刘妈“祷告神明，请少奶奶回府”的建议。而电视剧最后也没有安排婴宁回来，而是让婴宁的笑声响彻夜空，既象征了自由在那样的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也象征了自由迟早会响彻夜空的。
　　二、人人皆可自由欢笑的社会变革 《婴宁》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其悲剧性意蕴已成为共识，而“笑”作为婴宁最主要的性格特征的转变，是这个悲剧最后形成的标志。杜贵晨《人类困境的永久象征——〈婴宁〉的文化解读》和王昊《花开又被风吹落，月皎那堪云雾遮——〈婴宁〉的意义兼与杜贵晨先生商榷》两篇论争文章对这一悲剧的阐释是最为充分的。杜贵晨认为婴宁的悲剧“不仅是蒲松龄早在17世纪对女性、进而对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文学发现，而且是关于整个人类永远需要协调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个性与群体冲突的象征”［1］。王昊也承认“婴宁从纯任天然的‘自然人’被迫异化成遵循现实法则的‘社会人’。婴宁的反笑为哭既表现了作者对传统孝道文化的认同，更让人感受到力透纸背的悲剧情韵”，并进而明确说明“《婴宁》的悲剧意蕴在于揭示了人生的永恒困境——‘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2］。
　　如果说在蒲松龄的小说中婴宁的笑的失去是女性的悲剧、人类的困境、自然人异化的悲剧的话，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影视解读则赋予了婴宁的“笑”以不同的含义。(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