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同志”的新义在中国被接受并得以流传，与当时的维新革命志士大多留学日本有关。早 期的革命者如章太炎、张天华、邹容，维新派代表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都曾东渡日本，他 们对“同志”一词的体验最早也最为直接。另外，“同志”之所以像日本那样很快成维新人士之 间用于号召的称呼，与当时中日面临的社会状况的相似性有着极大的关系。19世纪中期开 始，两国都处于国内外双重危机之下，可以说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要完成扭转国家 命运的历史使命，必须要有高度统一的理想来团结和号召一切有志之士，作奋力的抗争以改变 危难的境遇。“同志”所代表的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不畏牺牲的英雄主义色彩正是那个时代 的必需。而中国维新革命最后之所以失败，与“同志”间共同理想的分崩离析的也有极大的关 系。曾经激情洋溢的梁启超曾有感于“同志”问的疏离：“而所谓各埠之同志者，亦日相与窃窃 私议，议之久而心滋冷矣。”【8】616
(二)“同志”在党派间的使用
20世纪初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复杂，日本留学潮不断高涨，日本几乎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 海外阵地。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孕育而生，为表示革命之意，很多团体都受日人影响，冠以“同 志”之名，如中华同志会、革命同志会等。1905年6月，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在 孙中山带领下拟成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在讨论团体的名称时，有人提议称“对满同志会”。后经 反复讨论，改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先生也每每以“同志”对党内人士进行号召和呼吁。其 临终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更是深入人心，流传到今天。而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内 使用“同志”要晚于日本，应当在20世纪20年代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 中写道：“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 国籍，都可以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眦帕】自此，“同志”一词在中国逐渐被社会主义化和 共产主义化。。同志”也开始被当做一个称谓语在党内使用。一声“同志”包含着对党的无限 忠诚和无比强烈的革命归属感。解放以后，“同志”一词在被泛化，其所指超出党外，扩大到致 力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全民。但其包含的政治色彩依然强烈，在文革时期，是否能称 为“同志”甚至成为判断称呼对象是敌是友的重要标志【11】。
四、结语
综上所述，“同志”一词源于中国古代，传人日本后“同志”一方面继承了汉语“同志”的基本 语义，又产生了新的用法。近世特别是从幕末时期开始，其语义的革命和政治色彩逐渐浓厚， 而这也影响了当时中文中的“同志”一词的使用。从“同志”一词在两国的使用情况，我们可以 发现当社会发展不稳定或发生变革的时期，语言发展也会出现剧烈的波动，其语义或扩大或缩 小，或发生激变，或突然消失。在使用同一个汉字或汉语的时候，中日两国对其语义的取舍是 由社会环境、使用习惯以及原文化的影响等各种因素决定的，语义范围的扩大和缩小同样受政 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制约。另外。“同志”一词语义是在中日两国的互相影响下发生变迁的，至于 谁是影响者，谁是被影响者，则取决于某个特定时期的文化影响力。汉字和汉语初入日本时， 中华文化占有绝对的优势，日语对汉字的态度就以吸收和接受为主。而到了19世纪末，日本的 国力逐渐强大，日本汉字就呈现逆向输人中国的态势。就是在这样的互相影响当中，汉语的语 义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光芒。
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记录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思想意识的变化。汉语曾因其无与 伦比的魅力，将影响扩大到中国周边国家，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在这些国家中，尤以
日本使用汉字和汉语的时间持续最长，使用范围最广。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借助日本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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