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上，依据“有限政府”的原则，政府要遵循“有限责任原则”。在传统的“全能政府”管理模式下，高等职业教育的自主管理权力与权利始终处于政府干预与管理的阴影下，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成为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管理中的“多面手、多面人”。这一传统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那么，政府如何才能承担自己的“有限责任”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战略规划与领导，即掌握高等职业教育的主流方向，把握全局，及时引导和帮助;法律与政策支持，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与法制环境，当前来说，可以制定“教育行政监督法”，对政府自身违反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行为进行干预与处罚，对于教育过程中出现的过度行政干预问题进行监督并依法追求责任;财政支持，政府应加大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资源供给与财力支持，并通过政策引导，动员市场与企业等社会力量，拓展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支持，倡导办学模式的多元化。

四、“对接”关键问题分析
政府战略管理与高等职业教育“对接”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分析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外在拉力”
从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来看，经济的发达程度常常决定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这是因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生产力的劳动力素质会有更高的要求。这样，经济发展就会刺激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对此，《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虽然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已经突破1亿人，但仍然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的需要，产业领军人才、高层次技术专家和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
据预测，2015年和2020年，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将分别比2009年增加近1900万人和3290万人（不含存量缺口93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需求将分别增加约540万人和990万人（不含存量缺口440万人）。这些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缺口的弥补将主要通过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来实现。《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未来十年，我国计划在教育、政法、宣传思想文化、医药卫生、防灾减灾等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专门人才800多万人。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事业发展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短缺，急需一大批既懂理论又精技术的应用型人才。
（二）高等教育的分类发展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驱力”
教育部《2000-200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到2005年底，高职高专院校的数量已经达到1147所，占全国高校数量的61.4%;高职在校生796万人，占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量的45.7%;2005年高职高专学校招生人数为290.7万人，占当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人数的53.2%[9]。这一成绩的取得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分类分层发展息息相关。
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必然要求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化。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如果只通过综合大学进行，那么大学的规模将日益增大，教师将肩负大量的教学、服务、咨询工作，研究工作将会受到影响，精英性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也会下降。而在多层结构中，通过高等职业院校、一般性教学型大学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10]。
国家在政策层面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定位，也推动着它的快速发展。199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2006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新类型，这就真正确立了它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2006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推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以引领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的改革和发展，带动了整体力量的提升。
（三）高等职业院校“生源危机”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挑战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高职院校招生规模占到整个高等教育的47%～48%，“半壁江山”开始形成;2007年，高职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学生人数比例达到11;2008年，高职学生占整个高等教育学生比例达51%，第一次超过本科院校。但是，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开始出现拐点。201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哪些高校将面临生存挑战？》指出，“在生源危机中，非学历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办学缺乏特色的普通民办高校、公办的高职高专将最先受到冲击。随着生源的持续下降，高等职业教育要经受严峻考验。”

　　生源危机必然对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具有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因素。“学历本位主义”观念在中国社会公众中根深蒂固，这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极为不利。高等教育政策的“本科化”倾向，使高等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目前，高等职业教育被定位为一种有别于“理论性普通高等教育”类型的专科层次教育，它也是没有本科学历或硕士教育层次的“断头”教育。虽然，“专升本”能给“断头”教育带来升入本科院校获得学士或硕士文凭的可能，但是，它并不是高等职业教育学生发展的主流通道。因此，在整个社会认知观念中，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阶段，它没有发展空间。政府财政拔款的不均衡，进一步挤压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有研究显示，“由于长期以来受‘精英教育’为特点的财政拨款机制的影响，高等教育的预算内财政拨款分配存在严重不均衡现象。2005年，普通高等教育预算内财政拨款为1046.37亿元，其中普通本科学校财政预算拨款为936.05亿元，占普通高教预算内财政拨款比例的89.46%，高等职业学校财政预算拨款为110.32亿元，仅占10.54%。”[11]而2004-2007年间，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约50%，开始形成“半壁江山”的局面了。

        （四）高等职业院校追求“上位”和教学“理论化”导致发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