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对话”在所难免，但是如果双方都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对方纳入了自己的价值思维当中，那么这种对话就是隐性的，这种“对话”的发生就意味着其背后蕴含着两场“宗教性的暗谋”；同时只要事情发生并达到了双方所谋取的结果，那么站在一方来看，都是使得对方以为是自己成就了对方的价值目的，然而，事实上却是对方成就了自己的价值目的，因此，这种“对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撒谎。这样看来，这种隐性的“对话”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更大的道德危机。因此，与其让这种“对话”隐性地发生，不如促进健
康的显性的对话。也就是不同价值之间的直接交流与分享。
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同时它更是一个被诸如工具理性之类的现代性顽症所宰制的社会。我们常常看到，现实社会中的主体之间的交往常常被挟持为这种隐性的“对话”，使得主体之间的交往越来越走向这种隐性的“宗教性暗谋”以及显性的去价值化的状态。那么我们要反思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多元价值的社会当中，我们教育，尤其是价值教育的使命仅仅就是教会儿童们在所谓“尊重”的旗号之下将价值感隐藏在个体内部，而在主体间的交往中隐藏自己的价值感吗?价值教育不能仅仅囿于内部，更要体现出一种社会担当。
从某种意义上，显性的价值对话符合人的价值性存在的本质。因为人作为价值性的存在，他一定是选择自己认为最值得皈依的价值，如果这种皈依是真实的，那么他的分享的冲动也必然是真实的，因为这是他所认为的最正确的东西(哪怕是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抑制儿童的价值分享，就压制了儿童真实的价值流露，对儿童而言，这无疑就是在压制他的价值感，这样的教育也是在对儿童进行一种价值宰制，就是剥夺其价值权利的价值宰制。不仅如此，既然价值流露是一个人形成和表达的重要因素，那么，限制对话的价值教育也极易型塑出价值感不健全的人，极易导致虚化甚至虚伪的价值皈依。因此，促进儿童的价值对话是价值教育不可回避的内容。就是对一个社会而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如果回避价值分享以及价值对话，那么也将使整个社会的运转回避价值问题，而使得社会成为一个价值或价值感缺失的社会。因此，促进入与人之间的价值分享与对话，也有利于形成一个尽管多元但仍极具价值感的社会。
甚至可以说，正因为有个体之间的价值分享和价值对话，才使得价值问题由个体现象变成一个社会现象。如果没有个体之间的价值分享和对话，那么，价值的选择和皈依，以及价值的判断等等，这些只存在于个体内部，而对这个社会而言毫无意义。可以说，如果只是一个个孤立的价值体在同一个空间疏隔地存在，这绝不是多元价值社会的原意，真正的多元价值社会必然是多种价值在同一个社会中自由地会聚与交流。如果缺乏价值分享与对话，价值也很容易湮灭于个体内部，而不能在社会中存在，同时，对儿童而言，他也无法进行价值的选择，因为他所面对的社会或他人并没有给他提供可供选择的价值资源。那么多种价值观念同时出现在“一个社会”之中，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价值分享和价值对话的结果。如果价值一直被理解为一种个体的行为的话，那么就更容易造成个体的价值独断，也只有在一个个体对不同的价值都理解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养成真正的多元价值社会最需要的不同价值个体之间的尊重。可以说，价值分享和价值对话同时也是多元社会得以可能的重要依据，也是保护多元社会不沦为“无价值社会”的根本因素。因此，促进不同价值之间的对话就是维护多元价值社会本身。对教育而言，促进各种价值在教育的场域中相遇和对话，本身就是促进儿童个体价值生成的重要方式，也是儿童真实地参与多元价值社会的重要手段，也能在合理的分享和对话中，真正培养儿童对不同价值个体的尊重，它本身就是在培养“多元价值社会的公民”。
同时，价值之间的对话使得不同的价值体系在同一个社会场域中相遇，本身就造成了价值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也有利于促进价值之间的辨别与明晰，这种辨别与明晰有利于健康价值的传播，而扼制不良价值的传播，实现价值本身的“优胜劣汰”，作为“成人之业”的教育，这尤其是她要在自己的场域中践行的使命。另外，对于某个价值体系而言，在一个场域当中与不同的价值体系相遇，在对话之中也有利于价值体系自身的完善和发展。
因此，在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无法回避的背景之中，价值教育不以狭义的“宽容”限制人的价值性的存在本质，而以促进对话和分享的方式，来建立儿童更深层次的接纳和包容，实在是一种必要的转向。这种转向不但是价值教育在多元化社会中捍卫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需要，也实在是捍卫这个多元化社会存在的需要。
(责任编辑：蒋永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