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整汇率形成机制
　　人民币内在价值直接决定于我国的劳动生产率。1993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时毕业的大学生才70万，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中国已经成全球制造中心，出口产品已由当初的纺织品转换为机电产品，中国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人民币的内在价值有很大的提升。当人民币内在价值被人为低估时，必然需要通过对外升值或对内贬值的方式达到均衡。当人民币不能对外升值，必然导致人民币对内贬值。与人民币升值仅影响出口部门相比，对内贬值的过程就是物价的持续上涨过程，影响国内所有部门，政治风险很大。从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看，由于存在银行结售汇的强制性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封闭性等两大特点，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扭曲，从而使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体现的是政府意志，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汇率。
　　1．变更强制结汇制引导外汇占款
　　外汇占款已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重要来源。2011年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中国应通过有效引导的方法，将外汇占款的增长控制在有效范围，才能实现全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变更现行的强制结汇制，做到少结汇。可考虑的方法有：个人和企业结汇限额控制、减少境外企业的上市、减少对外商投资的招商引资活动、减少出口退税额、严查外汇管制政策的执行情况等，目前看这方面仍有较大的余地。另外要做到多售汇。可考虑的方法有：支持商业银行向央行购汇以缓解外汇存款的不足、以财政政策鼓励境外投资、降低进口关税、扩大海外汇款的限额、鼓励金融机构开办QDII业务等。
2． 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
　　尽管从2006年开始，央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了询价交易方式和做市商制度，但由于央行可以自主确定权重，人民币中间价的确定仍旧控制在央行手中。尽管央行宣布建立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机制，但是货币篮子里的货币种类以及权重并没有公开。央行干预是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需要央行逐步放弃汇率目标，通过基准利率的调整来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最终人民币汇率水平将由市场供给和需求来决定。由于目前仍旧存在利率管制，因此市场化的汇率水平难以形成。现实的做法是央行应逐步放宽人民币对美元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让人民币汇率变动有更大的弹性，使人民币能够较快地向均衡汇率靠拢。
　　（二）调整利率政策
　　从2010年2月至今，已经有16个月的实际利率是负利率，长期的负利率必然扭曲资源的配置，一方面，存款人不愿意所存资金面临缩水，纷纷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加重社会资金的炒作；另一方面，贷款人因为资金成本低廉，大量贷款，造成资金没有流向最能发挥效率的行业或部门。严格的利率管制使得官方利率和民间利率差异巨大，大量信贷资金从银行流出，进入地下钱庄等灰色金融领域，风险极大。显然，当前正规金融系统出现流动性紧俏，银行不得不高息揽储，而全社会融资总额则出现货币流动性泛滥（体现为通胀压力高企），恰恰就是人民币利率偏离均衡值所致。从短期来看，加息有利于疏导即有的货币存量；从中长期来看，放松利率管制，促进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发挥利率的调控功能。
　　1．加息有利于疏导既有的货币存量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控制增量的方法只能控制资金的供应，对于资金的需求却无能为力，要抑制需求，只有提高使用资金的价格。在经济正常增长情形下，已经高达76万亿元的M2肯定还会不断增加，成为诱发通胀的“笼中之虎”。加息相当于“给老虎喂肉”，是疏导货币存量的最好方式。提高多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使真实利率转为正数，这样能使社会资金重新回到银行，成为银行沉淀资金，对物价不构成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贴息保值存款起到很好的降通胀作用。
　　2．放松利率管制，促进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率作为非常重要的资金价格，应该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过程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实现资金流向和配置的不断优化，也应合理地调整储户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从长期来看，加快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化解负利率环境的根本之法。目前为止，我国国内的债券市场利率、同业拆借利率、贴现利率都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定价，外币利率的市场化已基本到位，只剩贷款下限和存款上限方面存在管制。而在贷款利率方面，面对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方面，银行在贷款利率上有一定的定价能力。在流动性收紧的背景下，大企业的贷款利率也在上浮，取消贷款利率下限或者扩大下浮比例在目前来看意义不大。
　　存款利率市场化是整个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最为艰难的一步。有关部门试图控制存款利率的向上浮动，是出于保护银行利益的考虑。目前，存款利率上限与贷款利率下限之间有约3%的利差，贡献了银行利润的80%。但是，管住了存款利率，而对于理财产品的利率，则鞭长莫及。实际上，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经丧失作为基准利率的功能，商业银行以此利率根本吸收不到存款，难以维持正常运行。
　　存款负利率的消失，有利于经济利益从企业部门回归居民部门，一方面，可减少企业因低资金成本而盲目投资的冲动；另一方面，作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利息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居民抗通胀的能力。
　　（三）调整财政收支结构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认为，巨额政府财政赤字，会导致央行货币超发，最后传导到消费品物价上，表现为CPI上涨。但是《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政府向央行透支来弥补赤字，而且近两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并不大（两年1.95万亿），更说明财政赤字并非物价水平高企的推手。但是，这并不表明财政对物价毫无影响。今年全国1～5月份累计财政收入4.68万亿元，同比增长32%。近年来，财政收入每年都在大幅增长，如2010年21.3%，2009年11.7%，2008年16.3%，2007年32.4%，2006年24.4%，2005年19.9%，2004年21.6%，财政收入增速均大大超过同期名义GDP增速。财政收入超常增长受益于三大因素：（1）基于办公软件的普及与互联网的便利，税收征管水平大大提高；（2）名义通胀率的低估，实际物价水平高于统计局公布数据；（3）名义税率过高，目前适用的大部分税种、税率都是1993年税制改革的成果，税率的匡算依据是当时的经济总量与所需的税收收入，在分税制实施前，地方政府收税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因此，名义税率必须定得高些才能完成税收任务，分税制实施后，地方政府征税积极性大增，而过高的税率则一直沿用下来。显然，在国民收入总量既定的前提下，政府拿得越来越多，说明企业和居民拿得相对就少，即所谓“国富民穷”。一个例证就是按照官方公布的5.5%的CPI水平，并不比2008年年初的物价水平高，但是央行的调查表明居民对物价的不满创近年之最，说明居民抗物价上涨能力下降，从另一角度说明其收入增长有限。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