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虽然地区已从农村变为城镇，大部分基层政府仍然沿用农村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导致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频繁出现，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例如，城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停留在农村的水平，与真正城市的公共服务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镇化过程的矛盾越来越凸现为社会管理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城镇居民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渴望。这就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积聚，增加了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几率，这些矛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民生问题，如就业、教育、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障等方面;另一方面是综合治理问题，如治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问题都存在着大量的瓶颈，要么数量不足、分布不均，要么服务质量不高，严重影响了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7]
　　 四、快速城镇化使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棘手的难题，尤其是市民社会的不成熟导致多重利益冲突，从而破坏城镇化的社会基础
　　“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作为主要载体的城市中存在的人与社会、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产生失调，或者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社会条件下的问题。”（12）随着城乡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以及大量农民被就地城镇化，原有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被打破，而新的城市管理理念尚未磨合成熟，城市管理制度与模式尚未建立健全，造成了城市管理的空当。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严重的社会冲突与高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严峻问题。近年来，由于农村利益分化、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制度缺位而引发的农村社会冲突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冲突形式日渐升级，农民与政府的冲突正在向对抗性发展，这一性质的改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地区的政权建设与政治稳定。
　　由于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多重与快速转型，多元利益格局的加速形成与畸形发展，中国的市民社会已经萌生，并且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民主与法制尚未完善，政治权力对市民社会的过度干预，而且由于政府私利与政府失灵的存在，政府本身的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政治文化领域“官本位”的文化价值观根深蒂固，导致“第三部门”弱小并且独立性不强，市民社会文化欠缺和非理性泛滥，使得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意识不强，机制不健全，城镇化过程的利益结构失衡。当代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利益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结构失衡、文化教育与社会保障权益结构失衡等方面。城镇化过程中进城的农民工日益丰富的多样性需求要求城镇资源重新分配，而相关制度与政策供给的不足、公民社会的弱小造成当代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利益结构的严重失衡，由于农民工天赋的欠缺与占有资源的不足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
　　城市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也导致城市犯罪率有所上升。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推进，城镇拥有的便利生活条件和舒适的宜居环境、便捷的公共设施与相对优越的教育条件以及发达的交通和不断涌现的机遇，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和农村居民源源不断地涌向城镇，他们在为城镇化建设和产业发展起到积极助推作用的同时，也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一是流动人口数量多、规模大、结构复杂，很难摸清底数、收集信息。二是流动人口素质参差不齐、动态性强、稳定难度大，难以进行管理。城镇基层政府面对流动人口呈爆炸式增长这种特殊情况，招募一些文化素质偏低的临时工，管理人员频繁更换，既缺少应急手段与机制，又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因而致使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难以有效展开。有些基层政府甚至听之任之，导致公共治安水平下降，犯罪率激升，有些贫民窟演变为“黄”、“赌”、“毒”的集散地，居民幸福指数严重降低。因此，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改造我国的基层政府组织，这是化解冲突、改善治理、实现善治、稳定地方的核心环节。地方政府不仅应当对经济增长目标富有责任，也应树立管理理念与服务理念，增强最基本的社会事务管理能力，服务于民，不能掠夺资源，与民争利。[8]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还不强，“社会中介组织或第三部门还未真正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不足，社会的自主性及自我组织能力不够强等等”（13），我国的“居民自治”仍停留在理论阶段，新市民的培育和管理任重而道远。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使得很多人由农村人口变成了城镇人口，许多人虽然改变了户籍，但是生活方式与生活理念变化不大，同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差距较大。不仅如此，我国粗放型的“城镇化”造成一些城镇普遍存在公共设施不健全或毁坏程度严重、卫生环境恶劣、教育配套设施不完善、居民环保意识差、养老医疗机制不健全、封建迷信思想盛行或者落后的风气仍然大量存在、社会治安水平较差等问题，城镇综合治理迫在眉睫，基层政府管理水平与理念应继续提高。新市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征地拆迁安置过程中的急功近利思想，歧视进城的新市民并视之为经济上的负担，忽视了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的本来要义，因此，基层政府要转变管理模式，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从居民的需求出发，推进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在方法手段方面，加强对新市民进行相应的规划设计和培训教育等。“加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过程，必须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导向，避免为了政府管理方便而扩张政府权力、限制公民权利的现象发生。”（14）
　　五、小 结
　　综上所述，要真正化解快速城镇化给我国带来的风险，就需要在质量上多做文章，做到既“快速“又“优质”地提升内在质量，把城乡同质化的矛盾化解在提升城镇化的内涵之中，消除城乡差别，消除各类歧视，推进社会公平，实现全民共享;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全社会形成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高度共识。要按照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规划设计好城镇化，切实建设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完善“负面清单”制度，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切实提高城市的资源供给能力。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目标推进“产城结合”，加快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把大力发展产业作为快速城镇化的强力支撑，使居民都能够“居有所业”、“居有所为”。要进一步加强城市的社会管理创新，强化“依法治城”，反映利益诉求、扩大公众参与、增强社会活力;着力构建社会要素管理体系，提高城市社会管理的针对性，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推行城镇居民自治制度;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再造”、“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服务”方面所取得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的最新成果，重视城市社会管理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改革“单中心”治理结构，加快形成“小政府、中市场、大社会”的社会稳定新秩序。[9]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