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就业市场呈现农民工“用工荒”和大学生“求职难”并存的格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并波及我国，社科院调研报告显示，当年中国有40%的中小企业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另外40%的企业在生死线上徘徊。在金融危机造成“求职难”的同时，2009年下半年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2011年在安徽、四川、河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出现工人紧缺。这种现象在一个劳动力依然极度过剩的国家似乎令人费解。按官方统计，2008年～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分别为2.25亿、2.3亿和2.42亿人，呈继续增长趋势。同时， 2011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660万, 加上历届没找到工作的约150万，2011年的求职人数将创下历史新高。总体看，我国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见图1、图2），分析“求职难”和“用工荒”对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和经济的长远发展意义深远。
　　
　　一、“用工荒”和“求职难”的成因
　　
　　（一）理论分析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通过工资的调整可以实现市场平衡，不可能出现失业与空岗并存的现象。这种基于供求总量的分析忽视了供求结构，“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情况在现实生活时常发生。试图加大政府干预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来弥补劳动力市场价格调整机制的刺激方案效果甚微。事实上，凯恩斯通过揭示价格刚性的特征，已经指出摩擦性失业是市场失败的具体表现，而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则进一步揭示了失业率和增长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彼得·戴蒙德等人的研究发现，求职者和雇佣者的彼此寻找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这就构成了搜寻成本，从而影响工作和工人的匹配时间，形成摩擦性的临时失业。其主要观点是：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没有摩擦的市场，雇主和择业者相互寻找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有时指搜寻活动所需要的开销，有时也指等待下一次机会所付出的代价。
　　搜寻成本的存在主要因为市场机制不完善，在搜寻活动中，求职者根据掌握的信息，预期边际收益渐近于边际成本时，才会停止搜寻回到工作岗位。这一理论较好解释了失业的“两面性”特征，其现实意义在于政府可通过提供有效的信息披露等公共服务，降低搜寻成本，缩短搜寻时间，解决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匹配。不过，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失业问题，摩擦因素固然存在，我国现存失业主要是长期性结构性的。如城乡和区域分割、地区竞争和不平衡环境下劳动力流动不畅所形成的失业，缺乏特定的训练和技术不能适应岗位的要求而被解雇等失业都是结构性的，可概括为能力与岗位不匹配、人口规模与产业结构不适应两种情况，即我国的结构性失业。
　　（二）结构性因素
　　分配结构：工资增长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趋势，在城市务工的劳动报酬相对下降，是"用工荒"的直接原因。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自2003年开始低于50%到2007仅为39.74%，而同期美国、英国、加拿大分别为56.90%、54.53%和51.34%，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1978年～2005年间我国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投入，劳动者收入下降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导致经济危机。同时造成阶级矛盾尖锐化，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要灭亡。然而资本主义之所以发展到现在，原因就在于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并注重提高劳动者福利[1]。因此，较少出现因劳动报酬低而大批的“自愿失业”。
　　产业结构：据统计，中国每年GDP增长数据中70%来自以私人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每年到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民工90%在中小企业，每年600万大学生也有70%在中小企业。可见，只有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十一五”期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由31.4%升至34.1%（见图3），而美国、英国、日本在2007年分别达到77.96%、76.37%和67.89%。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而中小企业很多是民营，继续推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是必要的，也是长期发展目标。
　　人力资源结构：在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并不短缺，劳动力需求也仍然存在，稀缺的、需要的是有特定技能的工人。一方面，大量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培训不能适应产业需求，因此出现用工荒；另一方面，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错位，以及实践技能培养的欠缺，造成大学生求职难。职业教育不足，导致大学生多，而专业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2]。
　　（三）制度性因素
　　户籍和土地制度，行业垄断及区域分割，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导致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中不具备谈判优势，工资上升较慢[3]。2010年我国工业和服务业已占整个GDP的89.4%，但城市化率只有47.5%。这样的水平就开始闹“民工荒”，全世界都不曾有过。当前的求职大军特别是农民工已不同于他们父辈，是拥有体力和智力的劳动者，尽管投身城市，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处境并未随之改变，仍然是农村户口，在城市难以立足。廉价、好管理的特性使其在经济危机或企业困难面前解雇成本低，最先受到冲击。保障水平低下，缺乏技能培训，也是进城务工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二、税收政策与结构性因素分析
　　
　　（一）分配结构方面
　　个人所得税是实施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工具，具有收入调节的功能。数据显示，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10年末，全国GDP增长了8.25倍，税收收入了增长15.09倍，而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了66.54倍。税基与税收收入的发展趋势形成强烈的反差，暴露了现行税制的缺陷，有碍劳动报酬的提高，制约了劳动力的供给。现行个人所得税主要针对工资征收，而劳动工资是中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相反，高收入群体收入构成比较复杂，但目前税务部门往往只能监控到工资薪金所得个税代扣代缴部分，大量与资本所得相关的收入却监管不到位，造成诸如租房收入、中小型企业的资本所得以及个体经营者收入项目的个人所得税有名无实（见表1）。
　　社保缴费是对劳动收入征收的一种税收，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这一比例已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我国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缴费比例数倍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保缴费费率过高加重了参保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不利于扩大就业[4]。世界银行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贫富收入差别达到将近1∶13，与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相比，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在金融危机前夕的1928年和2007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手中的财富都达到顶峰，超过国民总收入的23%。财富在富裕阶层大量积累，使得其他人的购买力下降，这种不断扩大的不公平是大萧条的罪魁祸首，改变收入结构是“再平衡”的实质[5]。在这样的背景下，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负、提高劳动者收入、扩大内需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关键和现实需要。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