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整体政府对于中国秩序的重建
整体性社会治理呼唤整体性政府。在一段时期以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社会矛盾高发是因为处于人均GDP1000到3000美元之间，这一阶段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黄金时期。如今这一观点已经很少被提起。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乃至其后的社会暴力的频发，恰恰说明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必须着力推进整体性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
在社会发展中，一些社会事件本身只是偶发的、功能性的，但是在维稳的刚性指标下，这些偶发的社会事件可能被过度关注。事实上，我们更需要关注那些结构性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无法以简单的刑事案件或治安事件来加以解决；我们尤其要关注那些在区域中蔓延的社会风险，这些事件的处理已经超出某一个特定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从而演化为不同层级政府共同的治理责任。
政府治理中，社会功能性冲突也可以演变为结构性冲突，一些城市由于治安问题而导致的人口强制迁出就有可能使功能性的社会冲突演化为结构性的社会抗争。事实上自麦迪逊以来，以流动实现自由已经成为权利学说的共识，而这种人口强制迁移本身就是社会矛盾消除中的权力运作非制度化的重要投射。整体性治理既要厘清社会结构，更要厘清政府结构，以分散的政府来治理整体性的社会，或以整体性的政府来治理偶发的社会事件都可能形成治理的无效。整体性治理的根本出路就是试图在国家秩序与社会自由之间寻求一条合适的边界，这一边界既对社会有着刚性约束作用，同样也刚性制约着政府的行为。
结 语
中国地方政府正在面临的是多元社会的挑战。威迪康布委员会（Widdicombe Commission）提到：地方政府的价值观源于其三个属性：（a）多元主义，以此构建了全国政治系统；（b）政治参与，以此形成地方民主；（c）积极反馈，以此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地方需求［11］。中国社会管理遇到的困境本身并非仅仅是社会自身层面的问题，更体现为地方政府变革的时空张力。
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暴力政治学的逻辑是在制度化不足的情况下，社会群体以社会抗争的形式进行秩序的挑战，政府则以“维稳”的名义进行国家秩序的边界守卫。这是没有赢家的暴力对抗，而这种对抗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与社会双重的不成熟及不成熟制度下的信任缺失，从而导致制度外的政治介入功效的放大。整体性治理也许不是有效的治理方式，但是在化解社会风险方面，在直面社会生长的前提下，整体性治理可以消除政府之间的合作壁垒，并为社会的自我完善提供持续性的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7.
［2］赵汀阳.年度学术2006：农村与城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30.
［3］［美］保罗·诺克斯等.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M］，柴彦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33.
［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365.
［5］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24.
［6］顾建兵.江苏南通一菜贩刺死城管 被判死缓限制减刑［N］，扬子晚报，2011-06-04.
［7］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60.
[８]杨沛龙．中国行政的逻辑与改革的方向［Ｊ］．学术　　界，2011，（７）．
［9］吴志鹏.整体政府与区域一体化发展［J］，长春大学学报，2008（1）.
［10］李瑞昌.公共治理转型：整体主义复兴［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4）.
［11］［英］戴维·贾奇等.城市政治学理论［M］，刘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64.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