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焦虑可能正在形成无法预见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的蔓延随着传播媒介的发达往往被表述为平面的抗争型社会网络。而与之相对，中国金字塔结构的政府体系却在这样的社会冲击下显得有些被动而零碎。在改革深化时期如何直面社会矛盾，重建政府社会关系则成为当下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国家社会冲突的边缘地带——
空间挤压下的社会变形
在晚清，中国的国家权力的底端为县。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中叶以后，中国的县以下政权开始逐步建立起来，从而延伸了国家的政治权力。乡镇政府与市区政府一样，共同成为中国治理的基层政府，这些基层政府也成为国家向社会延伸的政治触须。
1.边缘地带的力量消长——村庄的政治变迁
在国家社会二分法看来，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总处于彼此消长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家国同构的历史传统，只是到了上个世纪后期，中国的市民社会才借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了领域的初步分离。但是由于国家力量的强势存在，中国的市民社会的生长从一开始起就注定了国家力量的边界约束。
从县政乡治到乡政村治的过渡，中国的政治发展的自治空间被挤压，县以下自治被压缩至村庄，当代中国在国家与社会边界的连接处于是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节点。村庄治理高度依附于城市治理之上，并成为城市治理外部性的承担者。
但是即使是在这种被挤压的政治社会空间中，也保留着政治反弹的可能性。1980年代以来的农民大流动使中国农民开始通过自身的努力接触到了城市政治。而城市的扩张也从地理上对农村形成土地、人口等资源性要求，从而使中国农村的自主意识、宪政意识得到增强。2010年《选举法》修改，中国村庄的政治地位开始得到平等的审视。而中国基层政府治理的体制使其既要承担农民政治诉求的压力，也要承担上层政府对其工作的考核压力。这种村庄治理的意识觉醒与传统基层治理之间的张力开始浮现。
2.城市蔓延中的农民与市政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1］在1980年代以后，农民的比例逐步下降，但是社会安定仍然以另外一种形式吸引人们的关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地市合并以后，中国的地方治理总体上是蕴涵着农村治理的城乡合治型。但是以城市政府治理农村本身就在逻辑上强化了农村对于城市的附属感，城市由于有了更加广袤的土地与人口而蔓延，扩张的城市很快就改变了宁静的村庄生活，也改变了农业社会下的相对稳定的村庄社会生态。
事实上，农民进入城市还不仅仅包括地理意义上的城市蔓延，也包括了农民进城带来的政策冲击。中国城市治理的矛盾与农村治理的矛盾开始连接起来，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农民进城也把普遍存在的劳资矛盾、城乡矛盾带入了城市，那些本来由包工头与乡亲之间的熟人关系被打破了，法律和制度成为矛盾解决的重要武器。但是我国城市管理体系是根据行政级别、户籍人口而非实有人口进行，因此当人口流动的规模超越了城市政府的管理幅度之后，中国城市政府开始显得不堪重负，但是行政编制的约束无法使这些地方政府有效完成公共服务，而这些无效的市政管理有可能激化前文所说的诸多矛盾。
3.空间重组中的资源约束与城市贫困
与国外城市化途径不同的是，中国的城市化不仅仅通过城市蔓延而完成，在国际化、现代化等政治符号的召唤下，中国的城市功能定位出现了一定的盲目性。在城市发展遭遇地理边界约束时，城市人口的暴增给城市管理带来越来越多的困难。
由于城市发展的土地约束与地方政府对于土地收入的追捧，中心城区的一些居民无力通过购买新的住房改善自身环境，而已经购买住房的人也必须为早日还清房贷而透支健康和精力。城市作为人类生活的异化物正在改变市民的生活面貌。同样由于中国城市功能的急剧转型，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严重。自1990年代开始，一些传统企业的工人大量失业，在本世纪初期开始的房价上涨使这些人被迅速抛弃到城市生活的贫困线边缘，从而沦为城市发展外部性的直接承担者。而自上个世纪末启动的旧城改造以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和房屋拆迁作为根本标志的城市化进程中，一些生活在底层的城市居民失去了原先的住所，一些居民搬迁到了郊区。
“在当今的中国城市中，社会的两极分化伴随着公共安全的隐忧和纸醉金迷的奢侈，这是形成社会暴力的两端，并演绎为通过媒体景观所揭示的社会的阵痛和焦虑。”［2］对于失去城市的市民来说，首先面临的是巨大的心理落差。在我们对上海市一处大型居住区的调研中，外迁的城市市民有相当比例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建国初期的产业工人，甚至还有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这些经历过痛苦青春的市民在外迁过程中往往饱含着强烈的不满与无奈。
二、整合的社会与治理的碎片——
暴力事件的发酵与处置
城市乡村的空间约束与社会力量的觉醒形成了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的诱因却往往体现为资源分配中的不公。当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公催生了社会不满，并以社会暴力的形态吸引人们关注时，那些有着相似遭遇的人群便有可能促进社会暴力的整合。
1.分散的社会暴力与整合
资源的冲突形成了社会空间的彼此封闭，催生了社会排斥。在城市治理中，“资源方面的冲突体现在围绕大都市区分化、财政不平衡及财政重商主义的问题上，它们既是造成管辖区之间公共服务业显著差异的原因，同时也是其结果。”［3］在寻求公共服务公正性不能满足之后，城市居民有着居住集中的优势就更容易形成暴力聚集。同样在农村地区，失去土地也使一些矛盾迅速激化。“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保守，也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比几乎无地可耕或须缴高昂地租的农民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讲，现代化中国家政府的稳定取决于它进行农村改革的能力。”［4］在单纯追逐GDP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被资本俘获，越来越多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失去工作、住房的市民在共同寻求正义的过程中强化了的被掠夺感直接指向政府治理的合法性，从而催生了严重的政治不信任感。
在历史上，由于高度集权的政治控制，分散的社会暴力对于政权的整体压力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社会暴力也多被视为特定区域、特定村庄治理的问题，而当这种高度分散的社会暴力通过新媒体的广泛传播被广泛知晓时，暴力的发动者、暴力的利益相关者、暴力的同情者就可能被重新整合起来，形成涉及范围广泛的社会群体，使特定的地方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双重压力。(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