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他成为这个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流星将黑夜照得如白昼,照见四个主要人物同在这个重要的物质空间中。他们被面对面放在一个戏剧化的情境里,形成了一个戏剧性画面,从而刻画出丰富的舞台空间和强烈的舞台效果。在故
使他成为这个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流星将黑夜照得如白昼,照见四个主要人物同在这个重要的物质空间中。他们被面对面放在一个戏剧化的情境里,形成了一个戏剧性画面,从而刻画出丰富的舞台空间和强烈的舞台效果。在故事的结尾,同样是在这个特定的物质空间里,游行队伍走过刑台时丁梅斯代尔呼唤海丝特和珠儿。此时的丁梅斯代尔需要海丝特给予心理上和身体上的支持以帮他登上刑台忏悔。更具有戏剧性的是齐灵沃思试图阻止丁梅斯代尔忏悔,阻止海丝特向丁梅斯代尔靠近。齐灵沃思本能地跟随在他们后面,因为他也是这场罪恶与痛苦的戏剧中的演员之一。之后,丁梅斯代尔庄严地告别,倒在刑台上死去了。借此,霍桑刻意使这些密切相关的人一起出现,在同一个物质空间里演绎着故事不同阶段的不同情节,并最终将故事推向高潮。
可以说,就物质空间而言,霍桑在《红字》中创造了一个具有地理属性、以刑台为中心的舞台空间。然而,《红字》所呈现的物质空间不仅是这个狭小空间,它还包括其他具体的物质空间,例如波士顿、监狱、海丝特的小屋、总督府大厅、齐灵沃思的实验室、海边以及森林等形形色色的地方和空间。以刑台为中心的空间代表人物活动的主要物质空间,具体显现出人际关系的冲突,构成情节展开的场景。作为具体的物质形式,这个空间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并制造出戏剧化的场面,对人物性格的形成、情节发展的状态起着直接决定的作用。
二、精神空间
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雅(Edward Soja)分析了三种“空间认识论”,其中“第二空间认识论”简言之就是“用艺术对抗科学,用精神对抗物质,用主体对抗客体。索雅认为,它假定知识的生产主要是通过话语建构的空间再现完成,故注意力是集中在构想的空间而不是感知的空间。”[3]493在《红字》的叙述中,除了描述人物活动的物质空间外,霍桑也展示了为主要人物建构了源自于生活需要的精神空间,即海丝特、丁梅斯代尔和齐灵沃思各自的精神世界。这些主要人物不仅生活在小说中所描绘的多个具体物质空间里,同时也生活在其他人所不知的、独属于他们的精神空间里。
海丝特第一次在刑台亮相时有着昂然至近乎高傲的态度,但是她的内心却是沉重的,充满了痛苦。由于无法从外界得到解脱,海丝特不得不从内心世界中寻求帮助——她的记忆和想象中的世界。依靠着思想的支柱,面对众人对于她的通奸罪的愤慨,海丝特将自己置于精神世界里,对于眼前的羞辱也就能够忍受了。整个故事中,海丝特一般都保持缄默,在小镇这个物质空间中忍受着清教徒上至大人下到小孩对她的欺凌。“在外表上,她对每个人都顺从。但是内心里,她却迥然不同。”[6]239她胸前红字和接受镇民们那些令人痛苦的指责是为了赎她所犯下的通奸罪。她并不为她的罪真正感到不安。她离群索居,思考和审视着妇女在世界中的进步。她无所畏惧,因为她处于社会阶梯的底层。虽然珠儿是她罪过的活见证,但是她用最光彩夺目的颜色装饰她,以此表示她内心深处的抗争。当海丝特在森林中享受久违的自由时,她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而当她取下红字,并松开束在帽子下长长的乌发时,顷刻之间便判若两人。在物质世界里,海丝特就像一座冰冷的、没有血肉的雕塑,但是在精神世界里,她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生命。本质上,海丝特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浪漫情怀、灼热激情的精神空间里。
关于丁梅斯代尔,我们首先是在海丝特身处刑台受罚时认识他的。随着故事的发展,人们发现丁梅斯代尔总是一手按在心口。他变得日益心事重重,眸子里深藏着忧郁和烦恼。他闪烁其词地解释了如果他坦白罪过,他就不会再被允许造福人类了。伪善的丁梅斯代尔常常半夜独自在密室守望以减轻良心的折磨。他有时鞭挞自己;有时绝食;有时在光线充足的镜前仔细审视自己的面孔。由于无法忍受他那不为人知的罪恶,在一个五月的半夜,他爬上刑台然后大声地尖叫——几乎是希望自己被听到和发现,从而解脱痛苦。在第三次出现在刑台时,丁梅斯代尔鼓起勇气坦白之后快乐地死去了,感到他已被上帝宽恕。实际上,人们是看不见也感知不到丁梅斯代尔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在物质空间里圣洁,崇高的牧师,本质上却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伪善、忏悔、谴责等严肃元素的精神空间里。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空间里的一切正是可怜的牧师需要对付的最真实、最实在的东西。
齐灵沃思首次亮相也是在以刑台为中心的这个物质空间中。当看到海丝特因为通奸而在刑台上示众时,他认为应该亲自调查,破解海丝特女儿亲生父亲之谜。在调查中看到丁梅斯代尔的胸膛上鲜红、不愈的伤痕时,他就像撒旦看到一个堕落的灵魂进入地狱一样欣喜若狂。齐灵沃思全神贯注“剖析一颗饱受痛苦折磨的心灵”[6]170,从而使自己变成了魔鬼。他从这解剖中得到快慰,并且幸灾乐祸往那火辣辣的痛苦火上浇油。他觉得他注定就是要折磨牧师。我们最后一次看到齐灵沃思是他第三次出现在刑台边试图阻止丁梅斯代尔公开忏悔。当丁梅斯代尔走上刑台忏悔之后死去,齐灵沃思则跪倒在他身旁,“面色茫然呆滞,俨如一具没有生气的僵尸”[6]255。由于失去了生活目标,不到一年,这个复仇者也死了。可以说,齐灵沃思真实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这个世界充满着虚伪、冷酷、复仇、黑暗、傲慢和惩罚。这样的一个精神空间才是齐灵沃思实实在在生活其中的空间。事实上,霍桑至少虚构了三个不同的精神空间。在这些心理空间里,“通过人物不连续的出现,霍桑迫使读者在片刻间内并置其人物的不同意象。”[7]38而这些精神空间讲述的正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如果抽取任何一个空间,画面的情节就会缺失,意义就不会完整。
三、社会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由社会产生,同时也产生社会。关于社会空间与社会生产的与生俱来的亲密关系,列斐伏尔指出,一方面每一社会空间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模式之中,都是某种社会过程的结果,而此一过程交杂有意义的与无意义的、认知的和直接存在的、实践的和理论的种种作用趋势,因此社会空间不可能被明确划分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另一方面,空间也是一切社会活动、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一切社会力量纠葛一体的场所,是社会的“第二自然”。故社会空间不可能是社会运动运行期间的静止的“平台”,反之它蕴含着变化的无限可能性[3]490。霍桑在《红字》的开端就用“悲伤色彩”和“灰色”等字样确定了故事的主导氛围。“波士顿”“康黑尔”“国王教堂”“安·哈庆生”等字眼也将读者带入历史上的波士顿和早期的美国清教派这个背景之中。由于早期英格兰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阴郁灰暗的情调就形成当地风俗人情特点,给小说笼罩了一层悲剧式色彩。但正是这些地域性政权和教会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的不可抹去的阴影与心理矛盾,才使这个独特的空间,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精神文化磁场,吸引与排斥各种人物的社会关系。并成为小说叙事格局的内在依据。霍桑对情节的设计与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地域文化的制肘[7]39。从霍桑对刑台的描述中,我们发现,以刑台为中心的这个物质空间呈现的正是当时的社会关系。波士顿神权政府的成员,包括“总督、他的幕僚和牧师同时坐在阳台上,凌驾于海丝特受罚的刑台”。霍桑“将牧师和法官同时置于阳台上意在指出,在神权政治的国家(上帝主宰的国家),国家是教堂的臂膀,负责执行法令。”[5]186由此,我们深切地理解清教徒所信奉的正是教会与国家分权,而波士顿清教徒的神权政治的力量也得到进一步强调。这个基于《旧约》所推行的社会秩序,即清教徒的神权政治在国家和教会对维持殖民地的法律和秩序负有相等责任的条件下,始终是贯穿故事《红字》的背景。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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