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性和不确定性的文化可分为三种形态：即先锋派、现代派和后现代派，[3]它们代表了西方精神文化领域的新变化和新特征。
　　所谓先锋派，包括释惑学（Pataphysics）、立体主义（Cubism）、未来主义（Futurism）、达达主义（Dadaism）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极端主义（Suprematism ）、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默尔兹主义（Merzism）、德·斯蒂尔派（De Stijl）等这些流派以怪诞的行为、反传统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冲击了西方中产阶级的精英文化，但他们的实践活动也有强大的自毁性，有些流派如今已是过眼烟云，而有些流派则为后现代主义所吸收，经媒体不断加工制作，表现出所谓文化断裂和标新立异的倾向。
　　现代派与先锋派相比，则趋于稳定性、超然性和神圣化。从唯意志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到新托马斯主义等，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派的家族成员，如瓦莱里（Valery）、普鲁斯特（Proust）、纪德（Gide）、乔伊斯（Joyce）、叶芝（Yeats）、劳伦斯（Lawrence）、艾略特（Eliot）、福克纳（Faulkner）等。这些人物以天才般的想象力和权威的话语，传播了一种声音，现代主义超凡脱俗。
　　后现代主义比早期先锋派更为“冷静”，对它身处其中的歧见具有广阔的胸襟和包容性。如果说现代主义的精神为人们展示了神圣化、超然性、稳定性、主次分明和形式主义的特征，那么，后现代主义则以游戏的、平行并列的和解构的风格，同现代主义形成了文化断裂和鲜明的对照。从事后现代文化创造和文化传媒的家族成员颇多，如：品钦（Pynchon）的《万有引力之虹》（小说）、贝克特（Bekett）的《等待戈多》（戏剧）、普莱斯利（Presley）的《温柔地爱我》（摇滚乐）、哈克（Haacke）的《气候箱》（雕塑）、朗戈（Longo）的《无题》（绘画）、史特林（Stirling）的《新斯图加特博物馆》（建筑）以及派拉蒙电影公司推出的《碎片》、《本能》、《内部事物》等都典型地突出了后现代文化的裂变性和不确定性，以反对精英主义和教条主义。
　　裂变性和不确定性昭示了被前现代、现代主义所预设的永恒性、确定性、连续性、同一性等神圣化的观念并非神圣。而文化的裂变性与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所发生的互动关系，则是大众文化和艺术的本源。后现代文化传媒力图将文化艺术还原为生活，把生活本身等同于文化艺术，寓意着文化艺术不只是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所独有，文化艺术已走出神圣化的殿堂，打破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线，而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后现代文化裂变和传媒导向，既否定传统的美学原则，又否定现代精英主义，对一切追求所谓永恒的主题、精雕细刻的手法和层次繁复的结构不屑一顾。认为永恒与不朽是可笑的妄念，文化艺术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如同人的一生没有确定不变的生活一样，总是处在相互关系的不断裂变中。文化裂变催生了“任何都行”（anything goes）观念的流行，文化传媒以游戏的方式阐释他们所理解的当代世界，意在打破线性历史性或连续性，使现实时空与历史时空随意颠倒与分割，从而突出人、世界、文本、意义和文化的裂变性及不确定性。如哈桑所说：“作为艺术、哲学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后现代主义，展现的是开放、游戏、欲望和暂时（在时间、空间结构上是开放的），在形式上是脱节的或不确定的，一种由反讽和片断构成的话语，一种由不在场和断裂构成的‘苍白的意识形态’，一种衍射欲望、一种复杂的无言而沉默的祈祷。”[3]
　　二、后现代文化传媒特性
　　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文化裂变使精英主义、唯美主义、犬儒主义等诸多流派都在一个平面上被抹平。无论赞同，还是否定，后现代文化传媒扫荡了无意识的各个角落，一切都在裂变，而裂变的一切，缺失终极意义。人们希望“戈多”出现，但出现的戈多并非是人们所希望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后现代文化传媒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以强大的冲击力深刻地改变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美学观和文化价值评价体系，在逻辑和实践上具有如下特性。
　　1. 商品性和工具性
　　后现代文化传媒的一个首要特点是商品性和工具性。商品性的文化传媒运作与商品社会相适应。在高度发达的西方商品社会，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还是作为客体的人工文化和传媒机器，都打上了商品的烙印，充当工具的角色。文化传媒在商品化的过程中，它所遵循的原则不是艺术准则、审美原则，而是商品原则和工具属性，并在这一原则的支配下从事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西方的文化传媒公司，如出版社、剧院、制片厂、博物馆等，最先运作的不是“如何生产”，而是“生产如何”，即文化产业能否占有市场份额。凡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则不能生产和传播。无论他曾经是现代主义的超凡作家，还是后现代主义的无名小辈，都要经受市场的检验。商品市场决定了作为精神产物的后现代文化传媒的商品性和工具性。
　　商品价值决定文化价值和传媒价值，而通货膨胀不但改变着商品价值，也深刻地改变着文化价值和传媒导向，导致的结果是文化的反常与断裂，使文化丧失了深刻性、超越性和永恒性，文化传媒成了推销商品的工具。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导致经济的萧条，而是导致了摧毁性的文化断裂，其特点是买进与卖出比生产和投资更重要，知识和产品的更新比以往更为迅速，文化传播促进了文化裂变，助长了非理性主义和消费主义，使文化传播价值远远超过了知识本身的价值，如美国著名文论家查尔斯·纽曼（Charles Newman）在《后现代氛围：通货膨胀时代的虚构行为》一书中指出的，“它孕育了最具摧毁性特征的文化断裂。”[4]后现代文化传媒的商品化和工具性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断裂，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人文困境。

    2. 游戏性和娱乐性
　　后现代文化传媒所突出的是游戏性和娱乐性。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化精神具有某种高深宏旨的话，那么后现代文化传媒则解构了这种深度性，现实批判主义被现实游戏主义和娱乐主义所取代。在后现代批评家看来，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彻底丧失了批判的功能，只是为人们提供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松弛大脑神经的游戏和娱乐工具。后现代文化创造者所从事的不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创作，而是制作，即制作那种能够让人们消遣时光，摆脱孤独和寂寞，消除疲劳和精神焦虑的文化消费品。后现代文化制作者否定一切先验的、纯客观的意义，认为享受传媒消费，享受传媒娱乐就是目的。与之相应，文化制作就是制作游戏，写作就是运用游戏规则虚构故事，打破时间和空间秩序，获得玩文化的快感。从这个意义看，游戏性和娱乐性是后现代文化传媒的目的之一。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