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白嘉轩是白鹿精魂的承载者，那么朱先生则是白鹿精魂的人格化身。他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了几千年的最后一个传人，是作者怀着对儒家文化最诚挚的敬意塑造出来的具有理想人格的传统知识分子代表。朱先生集圣人、智者、预言家于一身，既是关中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白鹿原家族社会儒家文化精神的引领者，人们心目中真正的精神教父。他饱学儒雅、修身养性，将儒家思想中的“慎独”“正己”，视为学人修身之基本、人生之第一要义。正如朱先生对黑娃所说：“读书原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无一不是盗名欺世。”[3]581他反对迷信、崇尚知识，办学堂、撰乡约、编县志，传道授业，将儒家精神传授于后人教化民众。他淡泊名利、不为物役、无意仕途，追求的是一种布衣青衫、粗茶淡饭式的简朴生活。他博古通今，与人为善，能预知吉凶，为乡民邻里化解矛盾、排忧解难。他虽处斗室之中，置身党派之外，但民族危亡、百姓苦难并未使他远离红尘、明哲保身。他忧国忧民，心系天下，敢于担当。当原上众人疯狂种植鸦片时，他查禁烟苗亲手扶犁毁掉罂粟;国民革命时，他勇敢地退却十万入陕清兵，使百姓免遭生灵涂炭;灾荒饥饿之年，他参与赈济灾民分放“舍饭”;倭寇进犯白鹿原时，他义结八君子欲投笔从戎抗日杀敌;面对国共两党的争斗混战，他痛心疾首，捶胸顿足。朱先生以他的民本思想、仁义之心、正直人格赢得了白鹿原所有人的普遍敬仰，成为了支撑白鹿原的精神支柱。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白鹿原乡民认同与敬重的是朱先生他身上所体现出来深厚的传统儒家文化精神。
然而面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危机，面对动荡变化的历史进程，朱先生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和满腔热忱的努力，在生命的痛苦中渐渐消弭，在现实的无奈中收效甚微。晚年的他只能退隐在白鹿书院这一方净土静心修编县志，以圣人的睿智洞察世事变化，并在死后对世人留下了“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的真诚劝诫、为历史留下了“折腾到何日为止”的生命叹息。这来自某种神性的预言，是朱先生对民族历史基于个体生命体验生发的灵魂体认，也是作者对传统儒家文化在民族国家现代转型中的断裂与失落而发出的心灵呼唤。难怪作者借白嘉轩之口慨叹：“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3]592朱先生去世后，他的灵魂化作一只掠过房檐飘过屋顶的白鹿消失在白鹿原上。他是白鹿原上真正的白鹿精魂，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魂。所以李扬认为：“朱先生可以看作民族文化的精魂。这个形象的塑造，既表达了陈忠实对‘传统中国’的认同，也表达出陈忠实对‘现代中国’的批判——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困惑与不解。”[10]的确，小说通过对修身齐家的族长白嘉轩和治国平天下的关中大儒朱先生的塑造， 不仅体现了作者对民族人格理想和民族生存内在精神的确认，而且表达了作者对民族文化精神重建的呼吁，以及对民族国家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注。
作者通过白嘉轩、朱先生固守传统文化精粹的形象，分别从社会现实、精神本体层面重铸了白鹿精魂，而在白鹿原新一代革命者白灵等人的身上，则赋予了白鹿精魂新的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求新求变、延续传承的特征。白灵作为白鹿精魂的直接化身，是一个自觉的具有文化反叛精神的现代女性，作者从她出生开始就赋予了她一种神秘色彩。她伴随着百灵鸟叫声而呱呱落地，注定了她来到人世间的不同凡响。她虽然出自宗法森严的家族，却从小就有着反叛的意识、自由的个性，显示出与不同常人的聪灵和倔强，以至于他父亲白嘉轩很早就感觉到她身上具有“形似白鹿”的“天性”。她死不缠脚，是白鹿原村里第一个进私塾读书的女孩子;后来又以死相逼，进城读书，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在她姑父朱先生看来，白灵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习文可以治国安邦，习武则可能统领千军万马”[3]377。她第一次在教会女子学校听到上帝的名字时，就同时想起了白鹿，认为“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3]384，当她加入了共产党后，她觉得共产主义就是“白鹿”。这样她就将白鹿精魂与自己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融于为争取民族国家解放的革命斗争之中，丰富了白鹿精魂的寓意。所以在白灵遇难的晚上，她的灵魂从活埋她的泥土中飘逸而出，化作白鹿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她的三位亲人的梦中。
与白灵相似的新一代革命者鹿兆海在出师中条山抗击日寇之前，朱先生为其题字：“白鹿精魂”，当他战死在中条山、尸体被运回原上时，白鹿原的父老乡亲把他当作抗日杀敌的民族英雄、作为“白鹿精魂”举行了最隆重的祭奠;鹿兆鹏，作为白鹿原上第一个共产党员，更是白鹿原上为民族国家解放而出生入死的革命先锋。他们投身革命、脱离家庭，给家人带来无尽的哀伤，但都曾从“白鹿”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具有白鹿精魂的特质，同时又都具有中华民族对正义事业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与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共同体现了为现代民族国家而奋斗的崇高品质，这种精神无疑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而白灵、鹿兆海和鹿兆鹏他们三人的悲剧结局， 恰恰表明儒家文化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与曲折，寄托了作者对未来现代中国的文化走向的期待和构想。
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全球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各民族、国家都在弘扬传统文化、夯实认同基础，以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11]。正是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与归属遭遇严重挑战，以及社会转型民族传统文化、人文精神陷入贬值危机的时代语境下，《白鹿原》试图潜入民族历史和精神的深处，从革命现代性的文化反思、家国分离的文化维系、白鹿精魂的文化探寻三个方面，通过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来展示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的必然。尽管“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4]，但它不同于现代家族小说那样对传统家族文化和封建家族制度的彻底抨击，而是既揭露批判，又着眼于拯救重建;既审视历史，又着眼于现实未来，重构了一个以传统文化之精魂为生长点的民族国家形象，开辟了90年代家族小说民族国家想象的新途径。尤其是作者从我们民族历史命运的演变中所挖掘出来的优秀民族文化资源，以及几千年来生存处世、治家律己和自强不息的传统民族精神，至今仍然具有内在的强大生命活力， 不仅为当下重新激活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提供了重要参照，而且应该成为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财富。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