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5）05-0056-07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5.04.000
家族小说作为民族国家的缩微镜像，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认同的重要资源。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199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家族小说，可谓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艺术探索。小说创作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此时“文化寻根”思潮潜隐的对民族国家的文化反省与建构，西方强势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冲击的危机感，以及市场经济如洪水般席卷而来导致的个人生存困境逐渐成为整个民族集体的精神困境，使得包括陈忠实在内的作家呼吁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重新审视开掘民族文化、重塑民族灵魂。正如当初作者构思和写作《白鹿原》时所说：“我主要是关注我们民族的精神历程。封建社会解体，辛亥革命完成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乡村是怎样影响着、制约着人们的精神心理，这些乡村的乡绅和村民的心理是怎样构架的？当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在生活中发生的时候，这些以传统文化为心理结构的各种人，发生了怎样的精神迁移或者裂变？不仅是大的社会运动的内容，更深层的是人的心理结构被打乱，甚至被打散。我是写这个的。”[1]可见作者的创作目的非常明确。
然而，《白鹿原》自1993年出版以来，历经20余年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对其研究亦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众多的研究成果，很少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的角度，来分析探讨其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与艺术魅力。而笔者通过对这部经典的重读，认为这是一部依托民族文化资源，对封建帝制解体后现代民族国家进行想象建构，探求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呕心沥血之作。
小说选取从清末民初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通过渭河平原上白鹿原村同宗异姓的白、鹿两个家族、两代子孙的矛盾纠葛与恩怨，写出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在封建帝制解体、民族国家兴起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与裂变;探究近现代以来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命运，进而对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如何重构民族文化之精魂进行了深入思考。
一、革命现代性的文化想象与反思
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政治实体。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清王朝的衰落，西方列强的侵略，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争取以启蒙为导向的现代性的同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任务。而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不同于传统革命之处就在于，它本身就蕴含着现代性意识，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本体则构成了一种必然联系。也就是说，革命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路径，而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又是争取和实现现代性、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必要前提。因此，文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显然不可能脱离于革命的想象，《白鹿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通过对革命的想象与反思，并依托传统文化资源，探究了民族国家伴随传统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与沉重。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旋律，是实现中国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小说前五章，主要描写了白鹿原上依托家族宗法制建立起来的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但自第六章开始， 故事的基本框架就是讲述革命。作者集中笔墨多方位地描述了各种形式的革命，以及在革命的冲击下白鹿原固有社会格局发生的历史性改变。从城里“反正”开始的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到黑娃为代表的“风搅雪”农民革命，接着又是国共两党之间合作与反目的斗争，再到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再到解放战争和不断的“肃反”与“镇反”等等。时代的急剧动荡和革命的错综复杂， 使白鹿原这个封建家族势力最强大、社会生活秩序最稳定的地方，成了各种政治力量你争我斗最为激烈的场所，成了谁都可以“翻”来“翻”去的“鏊子”。
《白鹿原》对于革命的描述，虽然没有超越前人的作品，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深刻思考。首先，《白鹿原》将革命放在传统宗法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来展现，这样写不仅与民族历史文化的渊源有关，而且突破了以往具有强烈倾向性的政治意识对革命的诠释。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结构高度严密和稳定的宗法乡土社会，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构不可能是内生而自然完成的，唯有通过由外部強制性植入的革命手段，建立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才有可能使维持上千年的宗法制逐渐走向瓦解，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白鹿原上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主要是一个由于民族国家兴起、国家与宗族关系转型引致的政治、社会、文化整体性的变革过程，所谓宗法文化道德传统的衰落只是这一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宗法社会形态终结的原因。”[2]因此，尽管在白鹿原上阶级之间的搏斗白热化之时， 朱先生与白嘉轩的言谈中多次把革命形象地比喻成烙煎饼的“鏊子”，来说明白鹿原上政权的频繁更替和农民的困苦处境，甚至许多评论者认为这种判断表现了陈忠实对于革命暴力的批判否定立场，但笔者却认为这是对“鏊子说”的误读和对作者误解。
革命充满着暴力、残酷与血腥，这是现代社会阶级分化与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鏊子说”恰恰是传统乡土中国在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象征。而浸润着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朱先生与白嘉轩，不可能认清现代意义上的革命的性质与作用，只能简单地把这场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革命看成了历代王朝更迭的闹剧。同样，对于国共之争，朱先生一番看似不经之论：“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昌扬‘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公共’吗？为啥合不到一块反倒弄得自相戕杀？”[3]306表面上看是他不介入政治纷争的超然自居，实际上是他因信守儒家“仁义”思想而对国共党争采取的排斥态度，也是作者从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把握上做出的表述。显然，作者并不是全然放弃了阶级斗争的观念，也并没有任何否定社会革命之意，而是从家族的命运变迁与革命的交错并行中，站在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思想制高点上来观照历史，实现了对党派之争、阶级斗争视角的超越。(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