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白鹿原》对于革命的描述，突破了以往革命历史生活表现的狭隘和局限，既指出了实现社会巨大变革的历史必然过程，也不回避中国革命前进中曾经陷入的“误区”，力求从文化深度上开掘出革命所遗留的代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构建新的现代民族国家、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说：“即使写阶级斗争，也尽可能多地浸淫浓重的文化色调，把原先被纯净化、绝对化了的'阶级斗争还原到它本来的混沌样相，还原到最大限度的历史真实。”[4]小说中白、鹿两家的年青一代，在接受了所谓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后，他们背弃了根深蒂固的宗法文化传统，离开白鹿原投入到了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白灵与鹿兆海以掷硬币的方式来选择加入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虽然显得天真幼稚、盲目单纯，但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时期，对于追求进步的广大青年来说两党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加入共产党的白灵，却最终在根据地的肃反浪潮中被诬陷冤死;加入了国民党的鹿兆海，受命抗击日寇不畏牺牲，却在国共冲突中被红军射杀。他死后白鹿原的人们举行追悼会，把他看作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而作为长工鹿三儿子的黑娃（鹿兆谦），这位天生具有反叛性格的社会底层劳动者，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先是成了农运的带头人，革命失败后成为土匪，后来受招安当上国民党营长，接着拜朱先生为师“学为好人”;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率部起义，成为新政府的副县长，最后却被投机革命、狡诈阴险成为革命功臣的县长白孝文，借用“革命”的名义处死，成为政客阴谋的牺牲品。陈忠实秉笔直书，力求揭示出历史的复杂性、革命的艰巨性、斗争的残酷性，既生动说明了极左错误给革命带来的挫折与伤害，更表现出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悲壮，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与反思那段充满必然与偶然的历史。有学者指出：“陈忠实放胆写了白灵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逞，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昨日，审度今朝，透析明天。”[5]
二、家国分离的文化维系与衰落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家族本位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也就是说家族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延伸和扩大， 家族权力和国家权力互为表里，在民间社会家族权力成了国家权力的代理者和执行者。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古德在其《家庭》一书中所说：“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6]166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就是一个典型的“以儒学观念为主导，以封建宗法制为主体”的乡土中国农业文明的缩影，小说全面真实地描写了皇权制度下的白鹿原的社会形态、权力结构和运作机制。在以白、鹿两姓为主聚族而居的白鹿原上，世世代代同宗同族的乡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生活，维持着的一种和谐自然而又稳固自治的生活秩序，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淳厚、古朴的关中民风。即使发生邻里间的纠纷，也主要依据家法、族规，由族长出面调解，在内部寻求解决，尽可能不求助官府。可以说，“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7]
然而，白鹿原上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定和谐的宗法社会生活秩序，却因遭遇了“几千年之未有之变局”之后开始被打破。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不再是皇权社会下的改朝换代，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启动，而且带来了一种现代政治制度和理念、一种新的国家行政体制。“皇帝在位时的行政机构齐茬儿废除了，县令改为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仓里的官员称总乡约，保障所的官员叫乡约。……保障所更是新添的最低一级行政机构，辖管十个左右的大小村庄。”[3]87这既是民族国家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更是新的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强行植入。白鹿原上的统治权除族长之外，还出现了由官方任命的乡约和总乡约等行政官员。鹿子霖“脱下了长袍马褂，穿上了新制服”，从封建遗老一下子成了民主乡约，取代了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他与总乡约田福贤成了白鹿原上国家政权的代表。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家族宗法制在白鹿原上的地位和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国家”与宗族之间逸出“家国同构”的传统框架，旧有的乡村结构和生活秩序在现代化的残酷剥离中不断走向崩溃。
面对这样历史性的社会体制大变革，昔日经验丰富的族长白嘉轩感到忧心忡忡，疑问迭起：“没有了皇帝日子怎么过？皇粮还纳不纳？是不是还按清家测定的‘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纳粮？剪了辫子的男人成什么样子？长着两只大肥脚片的女人还不恶心人？”[3]83过惯了自给自足的安稳日子的村民，所表现出的更是一种惶恐和无措。没有了皇帝，“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成了白鹿原村民最大最难的问题。于是，朱先生为白鹿原上的民众编写了一个“过日子的章法”，这就是把儒家文化条理化且通俗化了的《乡约》。其实类似这样的《乡约》千百年来一直为白鹿原每个人所遵奉，有着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地位，其精髓渗入到了每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但朱先生加工编写的这部《乡约》，从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等条文进行了逐字逐句地详细规定，更加具有现实作用和令人信服的力量。白嘉轩还让石匠将《乡约》全文镌刻在青石板碑、镶嵌在白鹿原祠堂正门两侧。从此，这部“教民以礼义，以正世风”的《乡约》，便成了朱先生、白嘉轩在推翻帝制后的动荡社会中规训乡民、推行“仁义”的乡土法典。一时间“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了庄稼汉们粗浑的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3]85。
在朱先生的影响下，作为封建家族族长的白嘉轩，通过白鹿两家争买李家寡妇六分水地事件，逐渐意识到“仁义”的重要性，便自觉而坚定地依照《乡约》，维持着白鹿原的和谐安定，捍卫着宗法文化的神圣。每当白鹿原出现天灾或人祸，他总是恪尽职守，挺身而出，希望依靠强大的宗族力量将族人的心凝聚在一起;他严厉地惩治一个又一个族规逾越者，亲手制造了黑娃和田小娥的爱情悲剧，目的是想用传统的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建立一个“仁义”的理想王国。然而，新兴国家行政力量对家族权力挤压，使得白嘉轩的“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仁义”理想在急剧动荡的现实面前处处碰壁，宗法家族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日益加剧。(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