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回到前面所说的古代文如其人论述中道德、才性两个层面混杂论述的问题。章学诚的解决之道是尽量脱去伦理道德的内涵，以文性置换文品，以人之学问真假来判文性之真伪。其关键在于是否根据自己的天性来问学，以成一家之言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这也是前文所引《答沈枫墀论学》一文的主旨。如果没有自己的真见解，而是人云亦云，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吾观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诗人，何其纷纷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赋诗也。无言而有言，无诗而有诗，即其所谓物与志也。然而自此纷纷矣。……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学必本于性天，趣必要于仁义，称必归于《诗》《书》，功必及于民物。是尧、舜而非桀、纣，尊孔、孟而拒杨、墨。其所言者，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宗旨茫然也。……豪杰者也，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实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则鸣也。……盖其旨趣，不出于《骚》也。……若夫托于《骚》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骚之故而茫然也。⑧
　此处，章学诚综合论述了“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诗人”，也就是著述之文与文人之文，实际上章学诚重视的是著述之文，同时也顺便论述文人之文，因为章学诚认为屈原是千古文人之祖，后世文人之文也如著述之文那样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有志之文，一种是无病呻吟的假文，在《史德》篇中，他热情地称赞《史记》与《离骚》是“千古之至文也”，认为“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⑨，同时，对于章学诚的学问观也要重新分析，从其论述来看，有真性情的远大志向之士也是广义上的有学问，此为有识之士，司马迁、屈原就是这样的人。另外，对于章学诚来说，他的脑海里没有现代以虚构审美为特征的文学概念，其文学所指就是传统的以抒情言志为主的文人诗，因此，文如其人的问题才理所应当地进入了他的理论视野，而且是对原来两条线索的交叉，实际成了作家性情与文章内容的关系问题。由于立言无宗旨，就出现了文与人不统一的现象。这就将文品与人的品行问题归结到学问与性情的问题方面了。
　　对于身处乾嘉考据实证学风氛围之中的章学诚来说，一方面是认同道问学的第一性，同时又不违背自己的天性来问学，这是他面对考据学的挑战而不得不去解决的第一大问题。章学诚天性不喜考据，但又想与之抗衡。如何找到一条既不悖于自己的天性，又能有所树立的道路，成了章学诚苦苦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最后在《原道》《原学》《博约》《质性》等篇的写作中，他终于 出了一条通向求道目标的为学之路——这也就是《文史通义》的主旨。所以，我们要超越章学诚标举史学大旗的表面，而从文史哲的全面，也就是中国传统学问的特点出发来阐发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对于章学诚来说，就是欲合考订、辞章、义理为一炉，求道是为学的最高目标，为学的契机在于找到与自己天性符合的方法。《文史通义·博约中》云：“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⑩章氏以为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一种东西从入门初阶到至死为止，其间完全没有改易，这就是“天性”，也就是资质、禀赋与个性；此外在学习的过程中，另有一种又歌又泣、或悲或喜的内心体验及会心适意的情感活动，这就是“至情”。“学问”原本具有“天性”，同时还是“至情”之学。因此，“文史之学”须与“天性资质”相合为用，强调为学者的主观情性。他认为：“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性灵苟可以假，则古令无愚智之分矣。”{11}这是章学诚自己的“性灵观”，强调作为单纯积累知识量的“功力”可以假借他人的既有成果，而作为个人资质的“性灵”则必须是自家所独有的东西。
　　因此，解决文品与人品统一的问题又回到了学问真假的问题，学问之真假又取决于是否与天性至情的统一。可见，章学诚解决文如其人问题的思路也是人的才性，只是他论述的重心在学者的才性，顺便论述文人的才性，他所重视的是学者之文而不是文人之文。
　　
　　三
　　文情、文性与才性、品性的关系是复杂的，尽管章学诚强调从性情与学问的角度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思路，但如何才能循自己的天性而达于大道、达到文如其人的理想境界，则是关乎天人之辨的深微问题。对此问题，《史德》《文德》篇有深刻的思考。
　　章学诚认为：“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也就是说，天下的好文章一定是作者发自肺腑的真情之文，其中必然蕴含着作者的充沛情感——气，但人禀天地阴阳之气以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而“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所以，“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因为“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主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夫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伏 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无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12}。
　　这样看来，由于人的血气之私，气质中就会有偏离大道之公的危险，文章就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偏颇。
　　要解决此问题，《文德》篇提出的是：“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13}就是说，临文时的态度也影响到文与人是否统一的问题。其核心是作家写作时的立场、态度对文本生成的影响，章学诚的思考是临文以敬。除了写作时的心态，《质性》篇提出的根本解决之道是：“阳变阴合，循环而不穷者，天地之气化也，人秉中和之气以生，则为聪明睿智。毗阴毗阳，是宜刚克柔克，所以贵学问也。”因为， “情本于性也，才率于气也。累于阴阳之间者，不能无盈虚消息之机。才情不离乎血气，无学以持之，不能不受阴阳之移也。陶舞愠戚，一身之内，环转无端，而不自知。”对于章学诚来说，最高的理想境界是通过修养而达到中行的人格，退而求其次，狂狷之士通过学问以变化气质，亦可。这样，“于学见其人，而以情著于文，庶几狂狷可与乎！”{14}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