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包括其反命题“文不如其人”），也就是“文品与人品”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一个贯穿了几千年的问题，当代学者也做了许多新的阐释。笔者近来研读《文史通义》，看到章学诚也在多处思考和论述了这个问题，且有一些新的思路和观点，现加以总结，并就教于方家。
　　
　　一
　　品者，品格、品性也。对于“文”与“人”来说，都包含这两个层面：文章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作家的品德修养与才性性情。对于“文如其人”的解读，中国传统的论述是不能分辨这中间所涉及的两个层面：一是强调作品思想内容与作者道德人格的一致，一是强调作品风格与作者气质性情的一致，由此使得问题变得模糊。现代的论述者则多秉持近代以来从西方所传入的现代文学理念，从虚构审美为基本特征的文学理论及其创作理论来分析“文”和“人”，认为在作家的人格中有现实人格与艺术人格之分，这样的理论观照势必将此问题弄得更加复杂。我们认为，要分析这个传统问题，首先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实际来历史地梳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然后与西方文化文学中的类似问题来比较分析，以见出中国传统观点的本质及其特点。本文的论述仅局限于第一个层面，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出发，在中国传统“文如其人”问题的历史长河中，看看章学诚对此问题的思考有何特点和新意。
　　对于此问题的思考，章学诚是立足于传统的“文”的观念，没有将以虚构和审美为本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纳入其思考范围。就是对传统的文，他也有所侧重。首先他分辨了两种“文”：
　　
　　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譬如庙堂行礼，必用锦绅玉佩，彼行礼者不问绅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锦工玉工未尝习礼，惟藉制锦攻玉以称功，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则人皆以为窃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见解而讥著述之文辞，如以锦工玉工议庙堂之礼典也。①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的概念涵义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首先是诗文之分，但有时论“文”又包含“诗”，如中唐作家柳宗元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②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口咬定柳宗元所说的“比兴”之文就是诗，毋宁说是指以抒写情志为主的诗文，近于章学诚所说的文人之文，而著述者流则近于章学诚的著述之文概念。对于与诗相对的狭义的文，我们现在称之为古典散文，大体可简括为两类：应用散文和创作散文。应用散文要求内容切实，不能虚构；创作散文则恣意为文，有意虚构。中国古代散文大多都属于应用散文，这种文章重“实”尚用，不以文采追求为主要目标。章学诚的著述之文近于此，但范围又有所扩大，有时也包含一些立言有宗旨、既诗言其志的文人之文。这是因为章学诚特别强调性情学问在文章写作中的重要地位，并由此切入文如其人问题的论述。先看下面的一段话：
　　学问文章，古人本一事，后乃分为二途。近日则不解文章，但言学问，而所谓学问者，乃是功力，非学问也。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篡门类，考订异同，途辄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今人误执古人功力以为学问， 怪学问之纷纷矣。文章必本学问不待言矣，而学问中之功力，万变不同，《尔雅》注虫鱼，固可求学问，读书观大意，亦未始不可求学问，但要中有自得之实耳。中有自得之实，则从入之途，或疏或密，皆可入门，圣门如颜、曾、赐、商，未能一辙。而今之误执功力为学问者，但趋风气，本无心得，直谓舍彼区区掇拾，即无所谓学，亦夏虫之见矣。③
　　
　　这段话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其一，学问与文章的统一；其二，学问与功力的区别；其三，学问的求取之法。就第一个问题来说，他所隐含的意思是学问是沟通人与文的桥梁，或者说文如其人还是文不如其人的关键在于是否有真学问。在《答沈枫墀论学》中，章学诚强调说：“夫考订、辞章、义理，虽曰三门，而大要有二，学与文也……夫文非学不立，学非文不行，二者相须，若左右手。”④而学问取得的关键在于“但要中有自得之实耳”，这是以上所说的第三个问题。由此可以看出，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者对学问认识的不同，也就是他所说的学问与功力的不同，即以上所说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章学诚的宏大学术志向是欲合义理、考据、辞章为一，所以他一方面对宋明儒的高标玄虚之义理加以史学的实学化，所谓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另一方面，他又超越乾嘉考据学的见木不见林，强调道的形上追求。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学以求心得也”。总之，“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⑤这正是解开章学诚论述人的品性与文之品性复杂问题的深层含义的钥匙。
　　
　　二
　　根据传统的言为心声的德言论，文章是作者心性的外在表现，但《辨似》篇却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
　　
　　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言者心之声，善观人者，观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托于善也。善观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恐其所言不出于意之所谓诚然也。夫言不由中，如无情之讼，辞穷而情易见，非君子之所患也。学术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为言之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咫尺之间，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辞的似是而非现象呢？《质性》篇从人的品性的复杂性出发，分析了其原因。
　　《质性》篇提出，欲透过文情而识文心，必须考察文情后面的文性，这才是认识一篇著述之文思想本质和作者真实学问的根本。而文性又决定于作者的品性，传统上人们认为有三德：中行、狂、狷。在孔子的时代有了伪中行——乡愿。后世每况愈下，又有了伪狂、伪狷。因此“学者将求大义于古人，而不于此致辨焉，则始于乱三而六者，究且因三伪而亡三德矣”⑦。章学诚因此欲“于撰述诸家，深求其故”，深入分析后世文不如其人的原因。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