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曾经说：如果我们是在产品中消费产品，我们在广告中，则是消费它的意义纯粹的符征，没有符旨，自我指涉，它便这样空洞地被人阅读、讨论、诠释，违反其意图地获得意义，它被当做记号来消费。那么
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曾经说：“如果我们是在产品中消费产品，我们在广告中，则是消费它的意义……纯粹的符征，没有符旨，自我指涉，它便这样空洞地被人阅读、讨论、诠释，违反其意图地获得意义，它被当做记号来消费。那么，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当消费者购买某一商品时，购买的东西体现为一种物质性的商品，可是事实上物质层面并不能够代表商品的确切含义和深层次的内涵。在消费者的购物心理中包括了一些潜意识的内容，己所购之物被赋予了物品的符号意义，而这样一种心理的错置恰好也被商家的广告加以利用、放大，通过反复的播放广告，使得人们一旦接触该种商品，就会把广告中的那些有关意义联系起来。广告的目的是促销，这是人所皆知的，而广告在服务于促销的目的的同时，实际上建立了一种话语逻辑，而这是在广告作为促销工具目的的运用者那里并未自觉树立而在实际中达成了的。广告的中介环节成为商品意义的表达者，这是在生产者、消费者之外的一种容易被忽略的方面。如果比照到文学的活动领域的话，则文学批评则最可能承担这样的角色。文学批评可以直接采用文学评论的方式，也可以采用撰写文学史，在客观化的史的线索的描述中，其实是通过选取论述对象来体现了主观取舍；也可以在文学教学中，把某些个人的见解通过教学的方式诉诸学生群体，达成对于公众的意见诱导。
三、 文学生产-消费问题的意义
文学生产-消费作为一种现象早已存在，其中有些也包括了后来商品时代所涉及到的问题。中国古代时期，文人墨客聚会尤其是酒会，往往可能赋诗助兴，那么这种活动就完全是兴之所至，可能涉及到的是酒桌上的输赢，没有其他什么计较。但是同样也在古代，如果说遇到寿宴、婚庆、丧礼等礼仪大事，这时如果聘请某一出名的文人或身处高端社会地位者来写出文章，就是一件整个礼仪活动很有档次的佐证，也为活动主办者颜面增彩，属于有“面子”。在这种请人润笔的事情上，就可能形成一些行情，而且具体的行情在考证下来可能在今天看也令人咋舌。
唐代的元稹、白居易私交甚笃，他们在诗歌创作观念上高度接近，组成了“元白诗派”，可以算作该派的成员还有张籍、王建等人。元稹逝世，元稹的家人请白居易撰写祭文，白居易作为逝者的生前好友，且又是当时名重一时的文豪，面对这种邀请只能当仁不让。元稹家人然后根据白居易润笔的行情给了一笔费用。白居易面对这笔费用有两难：对好友抒发感念之情怎可收费？可是其家人是通过不菲的价格一来表示对撰文者的敬重，二来也更是表明对于亲人离世之痛。白居易不便收取也不便辞谢这一笔款项，于是他以居士的身份将其捐建了一座庙宇。庙宇有大小、豪奢与简陋之别，因此具体的款项大小难以确定，但是我们总可以说庙宇中的大者可以媲美地主大院，庙宇中的小者料也不让简易民居，一笔相当于今天单篇文章稿酬的收入就可以做到解决住房问题，想来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可能达成。这里高稿酬的情形可以理解为是市场竞争之后的结果，它表明了中国古代时期文学的市场化表达已经有了深入的发展。
文学生产-消费是一个连贯的环节，它除了直接的通过售卖关系体现之外，也可以通过相对间接的方式来体现。当年康德对人的活动领域进行了分类，在他看来，人的并不直接关联于生存目的的诸如游戏等，也可以包含了最后“有用”的这样一种隐含的目的，康德将其称为没有明确目的的“合目的性”。尽管如此，康德还是坚持了一条底线，即认为在人的绝大多数的活动都瞄准了功利目标，但是在文艺这一类别的活动中，应该杜绝功利性，因为功利目的是活动之外的考虑，它会干扰心灵的自由，而文艺活动、审美活动的极致是心灵的高度自由。应该说，康德的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有理想化成分，甚至可以说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特点，但也可以说，在康德所生活的时代，康德的关于艺术和审美的信条还是可以部分落实的。《红楼梦》在问世时，作者并没有什么高额稿酬，也不可能因为这样一部著作获得某种级别的作家资格的认可，在今天来说，这是作家们很看重的东西。同样，歌德《浮士德》在他未出名的年轻时代就已经完成的初稿，可是作品表达出的意识是为中世纪中欧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翻案，浮士德在民间传说中的位置基本上是一个负面形象，浮士德的永不满足被看成是贪得无厌，他关在屋里进行的那些实验是中世纪炼金术士所为，也是巫术人士，是装神弄鬼的。歌德颠覆了传统的人物定位，歌德笔下浮士德不满足于现状的形象几乎就是一个永远进取的奋斗者，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人物个性，甚至他躲在屋里倒腾，也可以理解为进行化学实验，而这样一种做法放大了来看的话，可以算是一种实验精神，是对于传统只重思辨而不看实验的反拨。在这里浮士德的主要个性没有大的改写，而是对于浮士德的评价体系发生了变化。它是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中产生的，而歌德的具体运用算是一种实践，是在消费的角度来消化这种新的世界观，而所写出的作品是把传统的民间传说和当时新兴的人物评价标准联系起来，构成了一种创新效果。歌德的创作是一种生产，甚至可以在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来说的生产，同时也更是新的文学产品、文学趋向的生产；同时，歌德的创作有取于中世纪的创作题材和工业革命以后的人的评价标准的变迁，它是对于中世纪民间故事的消费和对工业革命以来新的人物评价体系的消费，当然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创造性的消费。
文学生产-消费是整个文学活动环节的骨架，在这个基本的构架中，历史线索当然是由生产到消费，可是逻辑角度看则未必，因为生产行为有着消费的预期，或者本身就是由于消费需求而被催生；更关键的在于，文学消费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文学生产，它生产出文学的审美模式。王逄振先生在考察了美国批评界的趋向之后，认为，“‘文学成就’这个标准的运用，已经历史地被非文学的标准打破了。这些非文学的标准包括民族-国家、种族、性别、阶级等人们论述最多的一些问题”
参见王逄振《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这里说到的“民族-国家、种族、性别、阶级”等议题属于政治学的、社会学的专门研究领域，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并不擅长，至于诗人、作家们则更是普遍的对此不入门槛，这里的社会学、政治学角度的思考就是文学研究中的意识，而这种意识一旦形成风气，就可能成为影响到创作的背景因素，在此之后的作家创作，就有可能有意识的把自己所领悟到的某些思想灌注到文本中。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文学创作的批评方面，应该处在文学消费的环节，可是在这样一种关系下，它构成了文学生产的一种元素，而事实上随着文学的信息流通的密集化和文学活动的产业化，这样一种文学消费领域向文学生产领域的渗透往往是会比较频繁的，成为一种文学领域的常态。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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