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生产-消费在今天已经被消费文化挪入到了文化的生产消费生产的过程之中。那么，消费社会中广告的巨大影响力也会参合到这一过程，王岳川指出：当代广告是商场货品的展示在空间上的巨大扩充。广告通过躯体欲望和
文学的生产-消费在今天已经被消费文化挪入到了文化的“生产——消费——生产”的过程之中。那么，消费社会中广告的巨大影响力也会参合到这一过程，王岳川指出：“当代广告是商场货品的展示在空间上的巨大扩充。广告通过躯体欲望和消费需要的生产调动人们的内在欲望。在耸人听闻的广告词语后面的‘幸福’话语，成为消费社会的人生意义‘拯救’的代名词。广告在不断重复的‘平等’和‘自由’的广而告之中，消解了西方新教伦理对民众的精神垄断和行为规范，这种平等神话的出现，使得社会阶层在消费层面上达到平等，但这种所谓的平等掩盖了内在深刻的不平等”
王岳川：《波德里亚：消费社会传媒的哲学反思》，载王岳川主编《媒介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这里广告的掩饰作用就恰好起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意识形态的“虚假的意识”的功能，因此消费社会的主流文化体现出“消费意识形态”就是这种状况的一种揭示。
二、 文学生产-消费在关注点意义之外的问题
文学生产-消费简单地看是文学活动的两个点，对它的关注也就会自然地集中在这样两个点，但是，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文学生产-消费的两个点其实就相当于一段运动过程的起点站到终点站，中间环节还有许多，而且这些中间环节自身也有所蕴含的意义。前文引述的广告就是中间环节之一，它不是简单地吆喝消费者来光顾商品，而是仿佛考虑到消费者需要而表达的一种承诺。
在一般的文学思考中，我们倾向于把文学生产-消费看成是相对独立的两步，这样的思考合乎文学的实际产生的过程，因此也无可挑剔，可是在文学生产-消费的理论思考的框架中，这样分隔开的两步，就很难系统地深入考察文学。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谈及在多个人合作得以完成的行动中，行动本身对于置于行动过程的事物有着重要影响，它相当于在一个函数关系式中，新加入一个因素，就会改写整个的函数指标。奥尔森说：
某些物品对一个集团中的人来说是集体物品，而同时对另一个集团中的人来说又是私人物品，因为有些人不能享用它而其他人能够享用。举例来说，游行对住在高楼里，能够俯瞰游行队伍的人来说是集体物品，但对那些只能买票在路边观众席观看的人来说又是私人物品。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这里“游行”成为观看者的对象，该对象对于不同观看者具有不同的意义，而这里的所谓不同意义不是说观看者的不同感受，而是由于各自所处位置的不同，所看的东西的角度的差异，其中分别就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产权性质的区别。当我们明确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消费不仅是对于生产的确证，而且也是一种意义的再生产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在男性的洗手间，便溺处经常会有一个公益广告：“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这是对于维护公共卫生的提示，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提示也就够了。可是公共场合中的人往往有不自觉的，这样的警示语并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就有了戏谑的表达：“尿在池外，因为你短”！在这种表达中显然不如正面的关于文明的提示显得文雅，也多少有一些低俗，可是它对于那些不自觉的人可能更有约束的效果。对于文明与否的规劝是在文明的框架之内才有作用，而对那些不自觉的则是通过这种戏谑性的话语，触及到了男性内心隐秘层次的自卑情结，而这种情结植根于人类原始的动物性的一面，它就可以在文明话语失效的语境下获得预想效果。这里的告示语不是典型意义的文学表达，但是它所采用的修辞手法来达到效果的做法，和文学是相通的。其中的一个道理在于，当正常的表达不得要领的时候，这种非正常的表达就是一种“正常”，可以说表达的实际效果这样一个涉及到消费层面的问题，使得戏谑的表达可以觅得存身理由。
在这里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之间有着一个流通的问题，这里的“流通”是从一般的生产消费环节来说的，而对于文学来讲则大多叫做文学的传播。值得思考的就是，文学传播不是简单的把作者欲图传达的信息告诉读者，文学的传播也是意义的再生产的过程。这种再生产在20世纪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都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如果我们要结合到生产-消费过程的特点来认识的话，则创作-接受或生产-消费过程的互动性质更能够说明问题。哈佛学者王德威述及统治权力的威慑性质，其中有对刑罚过程的公开展示，以警效尤。既然公开行刑，目的就是要有公众作为旁观者以便达成宣示效果，“群众的围观原是其设计的一部分。藉此，执行看头的当局不仅可收杀一儆百之效，也向公众证明其生杀予夺性命的无上权力。……近年法人福柯（Foucault）对此曾加以理论化。他提醒我们，‘大观’式刑法有其隐忧。暴力的展示，可能刺激群众对权力当局形成一挑衅的力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斩首示众也可能导致一残酷的娱乐场合，在其中群众既怕且爱地观看身首分家的奇景——正如《阿Q正传》所述。但群众的笑声叫声未尝不使杀头的威吓警惕意义大打折扣，从而动摇了执法者严肃的权威性”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7页。
原来福柯所在的法国也有中国的阿Q所遭遇过的情形。对阿Q公开处决，当局的意图就是展示权力当局的不可撼动的权威性，胆敢冒犯者会遭受不可避免的处罚；阿Q虽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可是在无奈地接受处罚的同时，他还是欲图通过画圈和呼喊口号来博得生命中最后的作秀，仿佛传统戏曲中舞台人物在走场中一个短暂静场的“亮相”，往往演出者也可在此获得喝彩。
可以说，作为接受环节的文学消费是接受作品中表达出来的东西，可是它自身也在生产新的东西。阿Q的签名对于画圈的不圆满而感到遗憾，而从执行刑法的角度来看，它不过就是一个行刑之前的程序，有验明正身的功能，至于画圈是否达到了几何图形上的圆满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程序设计者和后来加入到程序系统中的其他人的想法完全可以没有交集。而人数不菲的行刑旁观者则与双方都有一定距离，他们把官方看来严肃的事情，把被行刑者看来是世界末日的事情，当成了一次日常的平庸生活中难得一遇的“狂欢”，这种狂欢的效果不同于文艺作品中表达出的杀人事件，而是生活中的实际发生的事情，而这种实际事情又可以有人们看悲剧时，悲剧的可怕结果并不影响到观众本人的那种相对安全感，同时又有亲历事件本身的参与感，而不是观看悲剧时，观众只能旁观的距离感。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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