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是把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这一点没有人提出质疑，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可是，当我们把文学研究与对铁矿石、对海洋中的鲨鱼的研究作一对比的话，那么，这种学科的差异就可能显现出另外的一面①。显见的事实是，铁矿石、鲨鱼等早就作为一种事实存在，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它，它都存在在某处；而文学则不然，文学是人为的，没有人就没有属人的文学。由于文学的人为性质，那么在看待文学的时候，就和创作文学时的看待联系起来。《出师表》可以是作为一件公文。事实上它也更应该作为公文，而它在历史中的地位则是和文学联系在一起。因为公文的《出师表》作为一个策论，至少在当时的蜀国发挥作用，当蜀国本身都作为历史之后，公文的使命早已结束，于是它成为了人们凭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一个对象。它曾经是什么不重要，而它现在可以使人想到什么才是它的目前的定位。在这里，甚至是颠覆了文学最初创作的初衷，即创作的什么不重要，而创作的东西在今天代表什么，它就才算什么成为一个真正的现实！
这里就有两点问题。第一，文学不只是创作的事实，也是阅读的事实，阅读才最终给予定位以依据；第二，文学的最直接的呈现是文本，而理解文本很关键的不是只在字里行间寻求微言大义，而是要结合到相应语境，语境本身不是文本那样纯粹客观化的存在，可是语境才会使得文本具有意义。有这样两点其实就推导出更多更深的问题，即既然阅读才是文学定位的依据，而阅读是一个可以世代交替的不间断的过程，因此，就可以认为定位是某一阶段都可以实行的相对的工作，而完全意义的定位这是一种设想，它赋予当今的定位工作一种历史感，而它的实现则是到达地平线的空想，因为当到达了原先所见的地平线之时，又可以看到新的地平线。至于文本和语境关系，则文本理应占据第一重要的位置，因为关于文学的研究在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目的地都是围绕文本，可是我们所能举证的任何文本，都不是词典里的文字的组合，而是在一定社会创作和阅读的，它所体现的意义不能局限于文本字句，而是要结合到相关语境才能得到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理解。
一、 作为问题的文学生产-消费
文学生产-消费在现象层面已经不算一个问题，当文学可以和某些市场运作挂钩的时候，文学的生产-消费就已经作为一个现象存在着了。且不说已经有了文化市场之后的情形，就算在古代，如画家郑板桥就有自己多大的画售价几何的说法，在他的著名的“润格”的横幅中明码标价，“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这样一种表白和一般文人作画指示书赠亲友的做法大相径庭，但是一来明码标价说明童叟无欺，二来它的横幅末尾部分也有一个说明，是“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艺术类。
这一说明有解释的意谓，即画作虽价格不菲，但是成本投入也不低，而且此番表白是一位叫做拙公的和尚提议的，如果画作不能作为商品售卖，则绘画的工作也难以为继，也影响自己的读书写作的生活节奏。郑板桥的卖画说明了文艺作品市场的存在，不过这在当时是显得出格的。那么，既然文学涉及到生产-消费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它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是否还有着作为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呢？
这里有着伦理学的和哲学的障碍，阻止了对文学的生产-消费问题的承认。无论中西的文化，在传统角度都会对直接的功利目的的行为进行一种贬黜。中国古代的“义利之辨”，设置的框架就是只要言利，就会伤害到义理；而反之如果要推崇义理的话，往往会影响到对利益的追逐。西方文化中，划分出来了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两种不同的领域，世俗生活是人们不得不经历的，但是真正值得追求的生活则是精神生活，也就是说世俗生活这种必须的领域可能成为人的真正有价值生活的屏蔽。柏拉图甚至设想了精神恋爱这样一种超越肉体、超越本能的精神生活方式。而在中国，至少在有宋一代程朱理学之后，所谓天理人欲的差别定位，也就是给出了一个限界，人欲是各个不同，天理则是权力话语可以给出一个定则的，因此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建立一套统摄整个社会的话语体系。
其实在这里显示出了权力话语的控制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深层次的力量发挥作用。这就是康德所代表的对于艺术问题的看法。康德把人的活动分为功利的和非功利的，就人的大多数活动而言，都有一个功利目的，这种生活目的的功利性是无法否定、无法回避的，但是在这种必要性的同时，却缺乏一种目标性，即它显得是不得不为，在功利性的另外一面，则是非功利的领域显示出神圣化的色彩。
两种不同的活动领域成为人生的基本内容，而这样两方面往往成为了矛盾。为了生计，人经常要去做一些并不是自己喜爱的事情；而当人做自己喜爱的事情时，则不能满足生计的要求。在协调这种矛盾方面，有些文化采取克制物欲的方式来解决，即把维持生计的活动降低到低水平，从而为非功利的活动留下一些空间。但是这样一种选择和社会化大生产所追求的消费主义文化大相径庭，如果都采取一种克制消费的态度，那么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效应就难以实现。因此，在这里文化产生了断裂。传统文化差不多都是讲究节约，而这里的消费文化则把时尚等元素作为社会的风向标，设置了某种时尚的标杆之后，就尽量鼓动人们朝这个目标迈进，否则就是文化的落伍者，沦为新的文化坐标中的低等级甚至负数的等级。时尚作为一个标杆，它是要通过消费得以实现的，而当社会的很多人都进入到了原先设置的时尚中的时候，又把时尚重新调整，又有新的时尚作为目标。于是随着时尚的演进，生产就不会走向市场饱和状态，总有新的市场需要开拓。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还可以通过家庭分工的方式得以落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功能在于挪用并保存她竞争成性的丈夫、父亲和儿子少有时间去兑现或享受的价值与商品；她替他们的劳动提供了一剂解药和一个目的。”
琳达·麦道威尔：《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徐苔玲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19页。
这里家庭中的妇女作为商品的购买者，好像是秉承了传统家庭中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但是，传统的家庭妇女差不多就是为家庭采集各种生活用品，而现今的主妇则是把追逐生活时尚的欲望与掌握家庭的开销的权力联系起来，往往把这种逛街购物当成了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而且这种购物还是她们衡量自身生活目标的指标，如果说男性的工作职务、收入水平往往成为人们衡量他是否成功人士的量化指标的话，那么女性们进出什么档次的商店，采购什么品牌的商品也往往可以成为女性之间进行攀比的量化指标！消费在这种语境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不是针对所购买所使用的商品本身，而是商品的符号性质。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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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生产-消费问题中的问题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张荣翼 发表于：2012-02-17 16:04 点击：次
【关健词】文学；文学生产；文学消费；问题域
文学生产-消费是文艺学中的一个或者一对重要问题，而它作为问题并不是
因为它的现象层面的存在，而是这种存在在文学中产生了新的阐释的需求。作为社会分工之后的文学，它有生产-消费的问题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而之所以在古代不这样看待，往往有着伦理因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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