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鲁迅幽暗意识之由来
　　
　　鲁迅的幽暗意识不是泛泛的绝望体验，亦非偶尔流露的思想倾向，而是鲁迅之为鲁迅的根本特质，非从这一角度就不能理解鲁迅精神之精髓。因此，对鲁迅幽暗意识的研究必须上升到鲁迅思想特质和鲁迅精神资源的高度。
　　英语学界对鲁迅思想和鲁迅精神的研究大都把他往中国传统文化坐标上靠，有意无意地把他打扮成一个自觉不自觉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者，大有不把鲁迅说成是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方式的继承者而不罢休之势，对一向反传统文化的鲁迅之解读终究有隔膜。
　　而国内学界对鲁迅的解读历经单一的社会、历史角度到复杂的个体精神角度这一过程，渐从文化论层面进入到生存论层面。汪晖在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反抗绝望》中把鲁迅思想提炼为“反抗绝望”和“历史中间物”这两点，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这一新视角是什么?王富仁认为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话语和视角。王富仁的看法很敏锐，也很准确。其后，王乾坤、解志熙在汪晖探索的基础上，继续把鲁迅思想与存在主义哲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使鲁迅的精神内 涵得到进一步挖掘。紧随其后的是彭小燕，她的博士论文更明确地把鲁迅与存在主义视野联系起来，以期说明鲁迅最内在的精神特质与存在主义哲学有关⑤。然而，存在主义，或更确切地说是存在哲学，又可分为有神论存在哲学和无神论存在哲学，前者以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为代表，后者以萨特、加缪为代表，前者的源头为希伯来精神，后者的源头为希腊精神(或西西弗斯精神)，鲁迅的生存体验更接近哪种?国内学界对这两种存在哲学没进一步区分，影响了探讨的深度。
　　在日本学界，伊藤虎丸在前辈竹内好研究的基础上，大胆地把鲁迅和包括基督教文化在内的广义希伯来精神联系起来考察，使鲁迅最深的精神资源得到清晰说明，在学界引起极大影响。
　　在此学术背景下，参考前文本多秋五的说法，我们认为鲁迅的幽暗意识可用“舍斯托夫体验”来说明，这正来自于希伯来精神的影响，而希伯来精神最显著的特色即其幽暗意识。
　　鲁迅熟稔希伯来文化资源，一生数次购买不同版本《圣经》。在《摩罗诗力说》中推崇希伯来精神，文末以写哀歌的先知耶利米为“撄人心”的代表。耶稣形象在他笔下反复出现，耶稣受难成为他关注重点。查2005年版《鲁迅全集》，发现鲁迅提及耶稣受难竟达十次之多，尤在《野草》以《复仇》(其二)重述此事为代表。他与果戈理、显克微支、安德烈耶夫、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等基督教作家、思想家心心相印。伊藤虎丸经研究后认定，鲁迅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个”的观念也是经由“托尼学说”而从基督教文化资源中取得②。鲁迅还先后与天主教神父清水安三和基督徒内山完造成为至交好友。
　　单以鲁迅与舍斯托夫的关联为例来看。查鲁迅日记，鲁迅频繁购阅舍斯托夫著作：“下午买《悲剧的哲学》一本”；“得《创作源自虚无》一本，一元五角”；“下午买书三种，共泉七元七角”。这三种书包括舍斯托夫著《创作源自虚无》。“午后买《舍斯托夫选集》(第一卷)一本，两元五角”；“内山书店送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舍斯托夫、纪德全集各一本，共泉十元”。鲁迅于1934年9月30日写《“以眼还眼”》，又大段抄录舍斯托夫，批评杜衡认为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一剧意在暴露群众的黑暗与堕落的观点。鲁迅深知舍斯托夫“痛恨十月革命”，他自己则亲“十月革命”，为何还一再购阅舍斯托夫的著作?可见，鲁迅确实比我们想的要复杂，他骨子里大概无法否认自己的“舍斯托夫体验”。
　　鲁迅在《“以眼还眼”》中以舍斯托夫为“哲学家或文学家”来看待，也深以他评论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一文观点为然。就在这篇文章中，舍斯托夫提到了“悲剧的哲学”。而舍斯托夫最先发现“悲剧的哲学”是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1864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他认为这篇小说深刻地暴露了陀氏的心灵危机，陀氏在那一刻突然发现自己就是丑陋的地下室人。舍斯托夫还把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放在一起，认为他们尽管有各样特点，但他们在发现“悲剧的哲学”这点上是相通的，因为“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果戈理，他们本身都是最丑陋的人，没有普通的希望”。舍斯托夫通过果戈理、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总结出“悲剧的哲学”，以表达他的“舍斯托夫体验”。
　　他们三位也恰好都属鲁迅最为亲近和敬服的作家之列，这绝非巧合，而有某种内在必然性。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尼采再到舍斯托夫最后到鲁迅，他们的相遇当然不在思想上的一致，而在他们都有某种悲剧性的体验和共通的精神气质。他们都看到了人性最深层次的丑陋与黑暗，这正是深受理性至上思想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们所不愿看到的，因此这几位作家对启蒙思想都有深深怀疑。舍斯托夫甚至说“知识就是堕落”⑥。他认为生活的勇气和信念并不是源于理性和知识，而是源于对绝望的感知与体验，通向生活的根本途径是信仰，而不是通过询问“现存”事物的“理性”。照《圣经》中保罗的说法，人的悲剧不是理性不明、知识不周所以需要启蒙，实则每个人都知道善恶，但人的本性在堕落后却倒向“所知之善反倒不做，不愿之恶却一再去行”的怪圈⑧。这就是首先由奥古斯丁据《圣经》提出来的“原罪说”，后来发展成跟信任人性光明面的光明意识相反的幽暗意识。
　　对这一幽暗意识，美国思想家尼布尔在巨著《人的本性与命运》中讲得很清楚。他认为从根本来说，这种幽暗意识并不来自东方传统和希腊精神，哪怕是极有力度的希腊悲剧也不过认为人的恶是人的生命力(vitality)与理式(form)之间、日神与酒神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并没有对人性深处根深蒂固之罪性的认识。尼布尔认为来自于希伯来文化的幽暗意识，其实是反对这两种观念：从空间层面看，有限个体的人力图把自己看为无限整体好由此得到意义；从时间层面看，是由希腊精神所体现出的那种为了永恒而力图摆脱现在的观念。
　　总之，鲁迅正是通过体验绝望和反抗绝望而与希伯来精神相遇，周作人则正是通过刻意规避、抽离其生存体验而获得某种知性乐趣而与希腊精神相遇。周氏兄弟之所以能形成鲜明而深刻的对比，恰恰在于他们以其天才与“双希”精神遇合与碰撞的结果。废名为《周作人散文钞》写的“序”，鲁迅很不满意，因文中充满偏见，但在这点上废名看得倒很准，废名认为鲁迅“对于西方的希腊似鲜有所得”，而周作人“讲欧洲文明必溯到希腊去”。废名和周作人受希腊精神影响，倡导纯粹的知识乐趣，声明“文学不是宣传”而要“为文学而文学”，鲁迅对此大加嘲讽，还著文点名加以批评。这背后其实正是精神取向上的差异。最深刻、最博大、最源远流长的精神资源恰是世人看起来最为偏执和最为激烈的，根本容不得各间调和，如德尔图良所说“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呢”?在“兄弟失和”事件中，周作人不愿与鲁迅面谈，急于推开鲁迅的背后，当然不是为了自己一家霸占兄长买来的八道湾，而是对有可能会从鲁迅那边引发的自身黑暗和绝望迅即加以排斥。他其实知道这黑暗根本不是鲁迅带给他的，却急于在认定前把它推开，好使自己可以不必去面对。这也就是他所谓的“不辩解”。他的知性追求甚至把他对“失和事件”的失语化为一场不入流俗者的高见。周作人一生最失意、最痛苦的晚年时光，恰是逃向古希腊文学，其浸淫之深，超乎一般人想像。鲁迅则深深浸没于黑暗中，开始其“呐喊”与“解剖”，对人性探索的深度远超周作人。但国内学界普遍重视鲁迅受“魏晋文章”及启蒙思想这两方面的影响，对他与希伯来精神资源的深层联系则从根本上忽略，这跟日本学界的研究相比显得极为贫乏。本文愿做引“玉”之“砖”，以期引起学界重视。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