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爸爸爸》“寻根”叙事的三个层面我们知道,《爸爸爸》的“寻根”叙事,不是建立在对楚巫文化考察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国民性”病相的考察、批判的基础之上。将国民性考察、批判披上楚巫文化的魔幻外衣,不是根性的民俗,而是“伪民俗”;通过摹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改写楚巫文化,从某种意义讲,同样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失语。
　　如果说《爸爸爸》是穿越时空的象征性神话,《小鲍庄》则是时间地点明确的发生在80年代中国的寓言故事。小鲍庄不是像鸡头寨那样与世隔绝、亦实亦虚的传说,而是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乡土的实在。尽管如此,《小鲍庄》依然不是写实,依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表述。因为王安忆所面对的是一个她上山下乡时浅尝辄止的可怕族群②。如果不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传入中国,她也许不具有认知和描绘这个神奇族群的能力。
　　《小鲍庄》以洪水为“引子”,在宏阔的时空里讲述与大禹有血缘关系的小鲍庄祖上治水的传说,赋予小鲍庄以穿越时空的象征性特质③。无论中外,洪水都是创世意象,这隐约透露出小说不拘时空的寓言特质。小说第一节,写鲍彦山家“仁”字辈捞渣(鲍仁平)的出生与鲍五爷孙子社会子的夭亡。“仁”字辈捞渣的出身,寓示“仁义”的生生不息;捞渣和社会子一生一死的同时到来,隐约透露出小鲍庄生命轮回的神秘;捞渣娘坐月子吃芋干面,告诉我们小鲍庄的贫穷。小说第一节将“仁义”、“迷信”和“贫穷”紧密联系在一起,引领我们参悟这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小鲍庄》的核心语词是仁义。小鲍庄人是仁义的人间体现,济危扶困是小鲍庄人的生活常态。然而,《小鲍庄》却又不是“仁义”的颂歌,外乡人拾来的“非仁义”的爱情追求,遭到了小鲍庄人的集体殴打和鄙视④。鲍秉德的媳妇美丽贤惠,因连生五个死胎,就被“仁义”的丈夫和村民们“迫”疯。由此可见,小鲍庄的“仁义”并非是善的本性的外现,而是以“仁义”之名守持旧秩序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然而,《小鲍庄》不是“五四”启蒙小说,“仁义”在小鲍庄并非全然作恶,捞渣的“仁义”一生和最终的献身,鲍秉德对疯老婆的不离不弃,即是“仁义”的善的表征。
　　《小鲍庄》的另一核心语词是“迷信”。因叙事者和村民视角的同一,“迷信”即是生命过程中未知的神秘。捞渣和社会子生命的轮回,鲍秉德后娶麻脸媳妇的生育,拾来大姑与拾来的心灵感应,大人小孩对古事说唱没来由地爱听,莫不显示出“仁义”之外更强大的“神秘”力量对小鲍庄人命运和心理的左右。“仁义”和“迷信”非理性的同质性,使小鲍庄无法走出“停滞”性的轮回,也使小鲍庄成为悬浮于时间之外的超稳定的诡异存在。然而,以“仁义”、“神秘”为关键词,是否就能真正进入小鲍庄而走上寻根之路?王安忆自己也没有把握。
　　其实,作家从来都只能写自己,所谓“寻根”叙事,从来都不过是作家自己有关历史、文化和生命之根的自我想象。“根”的不被书写的特性,使得所谓“寻根”,大都不过是“失根”之旅。
　　
　　注释:
　　① 朱伟:《接近阿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99页。
　　② 王安忆:《我写〈小鲍庄〉》,《光明日报》1985年8月15日。
　　③ 刘保昌:《寻找与背离:寻根派小说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④ 王安忆:《小鲍庄》,《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作者简介:吴矛,男,1963年生,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56;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湖北武汉,430072。陈国恩,男,1956年生,浙江鄞县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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