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时代政治上脱离中国母体的香港，随着回归的来临，隐性社会结构中的武侠文化元素超越意识形态纠结，逐步上升成为华语社会通约性文化符号，并在大众媒介催生下成为超越启蒙和革命话语的艺术语言并开始引领后现代艺术潮流。1990年代的香港影坛。徐克的新武侠电影独树一帜，开启了与大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有效嫁接，在深刻的悖论经验中唤醒历史记忆，创造性地在电影艺术语言中浓缩了当代香港的文化历史，电影《笑傲江湖》系列终结于《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在思想上也构成一个整体，并显现厂它的现代边界，笑傲江湖者最终被笑傲，颠覆者被颠覆，这构成传统武侠神话叙事完美的终结和新武侠的开端，它不仅缔造了一个现代武林世界的王者之王，而且借助新媒介技术开创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范式，与传统武侠艺术已然不同，它不仅是对传统武侠文化人伦理想的超越(如《霍元甲》、《黄飞鸿》系列所表达的对英雄历史的怀念)，而且完全脱离功夫片模式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它的后现代意义，成为一种视觉的盛宴和变形的人文历史聚集。其视觉逻辑提供了一个反深度的深度模式和非思想性的思想经验，把香港社会独特的市民理想通过超现实武侠神话叙事予以揭示，纾解了特定时空内的国家一民族焦虑和身份焦虑。作为历史上岭南文化的一部分，身处全球化历史背景下的香港，是一个东方地域内具有独特地理文化指涉的“内部他者”，同时也是现代西方文化世界中一个表征东方的“内部他者”，具有独特的无根性特征，它在东西方边界上敞开了现代艺术的一种漂浮不定的边界形态，它既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是回归也是远离，徐克的新武侠电影在更高意义上复活了武侠文化的现代叙事能力，开启了一种独特的具有后现代特质的叙事模式。东方不败作为一个游移于现代边界上的艺术文本，不仅是一个现代武侠故事中的经典人物，而且在历史、思想和符号语言上将消费时代的现代因素发挥到极致，具有多重的意义。
　　
　　一、江湖与武侠的神话
　　
　　江湖在汉语语境中是一个逐步脱离了地理指涉的文化意象，在中国历史上与主流庙堂社会相对，是一种被底层社会所认可的边缘化的社会和心理空间，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庄子，大宗师》说：“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其江湖世界有一种超然的自由感，充满神话色彩。就人类大历史而言，文明的递进也是江湖的退缩。儒家的抱负显然在江湖之外的庙堂，但却把江湖视为归隐之处；道家主张抱朴守拙。将自然之道视为最高理想，给江湖披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精神外衣；禅宗内部有走江湖一说，如果没跑过江(西)湖(南)，就被认为没有真正得到真传，走江湖等于见世面。“江湖”是游离于传统社会的边缘社会(游民和侠士)空间，明清尤其近代以来的江湖社会逐渐成型，“江湖人物”及其“三教九流”随着自然经济解体、殖民经济渗透开始蔓延。天地会、哥老会、青洪帮等组织都是其衍生形态，近代殖民地香港的码头，天津、上海的租界造就了新的都市边缘形态。
　　“江湖自有江湖的行为规则和外在表现：既可以是社会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一种帮派行为，也可以是风云变幻的场所；既可以形容为‘生死与共，福祸相倚’的兄弟情谊，也可以代表满怀深情、游历山河的一种生活方式；还可以表现为灾难面前的热心群众无私奉献和捐助行为等。”有江湖就有侠客，侠客是传统边缘的游民阶层的最高人格理想。现代武侠是古典江湖与现代社会存在境遇遭遇的结果，于是霍元甲、黄飞鸿、陈真们的精武世界演绎了它的现代形态，成为脱离文化母体的香港社会文化想象的天然部分，失去庙堂规约的江湖英雄成为家国情思的直接媒介符号和表达。一方面它具有流动性、神秘性，近代甚至异化为黑社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包含大量中国文化符号和历史性基因，“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是经典中国历史演义的一部分，具有抗衡殖民文化的潜在功能，边缘的香港选择了边缘化的理想，近代香港社会不乏借助江湖帮会自我保护并抵抗侵略势力的事件，由此升华了关于江湖的想象。成就了一个现代江湖并营造出独特的大众文化意象。
　　但东方不败的出场却似乎足以中断对江湖和武侠历史的本源性思考。这是一个综合了各类传统文化元素又几乎与历史无关的现代文化想象，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后现代艺术世界和现代性文化思考。中国历史中名不见正传的江湖成就了边缘的世界，但边缘并非去中心化，江湖作为边界甚至规定了中心，它不断消解中心，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循环都借助了它的力量。王朝的衰败就是江湖的崛起，它成就了无数梁山好汉，甚至逐步成为大一统社会传统士大夫心理结构的内在依托，江湖既是道家归隐之处也是儒家济世文化理想之所倚，还是禅宗门下心灵世界傲然于世的写照。香港华人社会在港英统治下长期居于边缘，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隐性的江湖却并未因为庙堂的坍塌而消失，脱离文化母体的香港武侠文化成为直接的活生生的生活元素，忠、孝、节、义等儒家精神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尽管已经被现代法制和人道精神所超越，但作为家国理想的无意识符号，依旧沉淀于市民理想中，于是随着后工业时代到来，“替天行道”的武侠功夫意象更多地成为自由消费的对象，武侠世界古朴、任情的人际关系成为扩张性现代生活焦虑的补偿，古老的侠义传统似乎并未在现代冰冷的经济理性中消失，相反，与现代市民生活经验发生巧妙融合，它让追思历史成为平衡身心的手段，侠客的不在场使它成为无穷的复数，成全了艺术创造和受众对于古道柔肠的怀念，人们在紧张之余享受着侠义和武学符号所拥有的华夏人文意蕴，鉴于中国当代社会的后自然社会特征(即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多元混合)，某种意义上它成为各种虚无、边缘心态寻求正义、公正、公平等的慰藉手段。
　　于是武侠神话在香港社会独有的家国离怨中被一种幻象和象征性的隐喻思维不断再造，成为消解“浮城”般无根心理的文化手段和现代性思考借用的文本，德里达认为神话与话语相似，具有隐喻的结构，它没有基础，是话语替补的无限游戏，神话作为话语的游戏，并不追求一种确定的意义，也非钟情于某种荒诞，它是在场的断裂‘也不追求新人文主义的灵感，或如启蒙主义那样寻找一种根源和基础，怀念古老的纯之又纯的伦理社会；而是立足于尼采似的“对世界的游戏、生成的纯真的快乐肯定，是对某种无误、无真理、无源头、向某种积极解释提供自身的符号世界的肯定”。它荒诞却并非无意义。这为处于东西(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