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之路的狭窄，文人群体的激增，商品关系的 变动，塾师竞争的愈演愈烈，田则尽归于富人，无可 耕的现实。面对这些变动，长期以来抽象化义理化 的治生言论明显无法解决晚明下层士人所面临的社 会问题。在此情况下，夹缝中的山人首先冲破了以 往“谋道”“谋食”尖锐对立的道德负担，拓展出一条 新的生存之道，不得不说是一种突破。可以说。山人 群体的产生以及治生方式的世俗化、商业化，是下层 士人对其自身生计问题的一大思考与拓展。而山人 群体的产生不仅是晚明独特环境下的产物，而且也 从深层次指向了明代科举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危机， 甚至更指向了士大夫群体长期以来知识、技能，尤其 是面对社会环境变动时生存能力的巨大缺陷，这也 是明代山人问题背后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山人生活方式的世俗化商品化，士人露出了 对士风下滑的恐惧。而对于山人行同商贾，混淆流 品，士人更是将它等同于因贫失节．自甘堕落。事实 上，士人社会与下层社会长期脱节，对于混淆流品的 恐惧无疑有士人高高在上姿态的作祟；而士风沦丧 的责任，也并非一个山人群体就可以承担。正如屠 隆闻“逐客令”后所说的一样：“今所贵制科，而布衣 贱矣。内向朝士投刺，外为诸侯扫门，俯仰求一饱不可得，何横之有?天下大矣，宁能从闭门待尽如袁
安，逐客安归?殊非大体。且国家可忧者多，独二三 布衣不能坏乃公事”。【I副而俞允文在《赠王按察伯和 序》一文中为山人的辩解也未尝不道出了山人治生 困境的真相：“今方国之所专任而最重者唯正甲科， 而征召绝不复行，其所以遗佚难以比数，往往至于齿 庖发秀，偃蹇掘蜾之下，罕寄一命以虑所长。故士有 一隙可以蕲通，将无弗为者，此岂士之过哉!”
作为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知识流民，山人“不 事产业”“问舟车于四方”的世俗治生方式曾一度遭 到非议，但其多样的治生方式无疑是晚明下层士人 生存发展阻滞下出路的探索与扩展。其治生方式的 多元性、流动性、世俗性客观上也为士人人格的完整 与健全提供了契机与条件。而在对山人治生方式的 各色评价中，我们也可以对晚明独特环境下下层士 人所处的生存境遇略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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