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81—2012年我国城乡资本流动的原因分析
　　基于对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化趋势的分析发现，1981—2012年我国城乡资本流动总体上并没有遵循资本逐利的特性。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资本流动主要取决于风险和收益两个方面，农村地区资本边际生产率高于城市，但是并没有带来资本的大量回流，说明对农村地区的投资风险要远远高于城市地区。Temple（1994）[14]认为落后地区往往由于政策法规和制度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市场规模小、劳动力素质低等原因，加上落后地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其投资风险远高于富裕地区，也就是说，投资者更倾向于在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投资活动，资本更多地流向富裕地区。农业和农村自身弱质性带来的投资风险也是农村地区资本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各类农业项目、乡镇企业等农村经济主体普遍存在经营分散、规模大小不一、获利周期长、利润率低、抵御风险能力差、经营不稳定、信息不对称等特征，农村投资可能获得的高收益被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所抵消，导致农村地区不仅不能吸引外部投资，相反地，还会使得农村地区原本稀缺的资本外流、城乡资本配置效率降低。因此，基于农业和农村的特殊性，市场机制在城乡资本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事实上，我国城乡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引致因素就是为了满足政府加强对社会资源汲取的需要。在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是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了苏联的优先发展工业的模式，实行城乡二元经济政策，以此来支撑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导致了国民经济发展长期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奠定了农村资本大量流向城市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后，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依然存在资本严重匮乏的问题，大量农村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外流，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城乡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随着农村资本以及外资不断流入城市，结合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城乡资本配置格局，城市资本相对充裕，资本边际生产率却不断下降，而农村资本越来越稀缺，表现为农村资本边际生产率不断上升，城乡资本配置情况日趋恶化。从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人均GDP、农业GDP比重、工农业GDP之比等基本指标早在1978年就已超过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转折时期的国际参考值;而在2003年我国这些指标已达到大规模反哺期的国际参考值，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期，正在逐步进入大规模反哺期，即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二元经济转换阶段。[15]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努力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中共中央2004年起发布多个“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如何促使资本回流农村，对农村地区的产业扶持提供优惠，为资本向农村地区回流提供制度保障。
　　由此可见，政府在我国整个城乡资本流动体制长期建立的过程中确实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具体地，可以从财政、价格和金融三个城乡资本流动途径来分析我国1981—2012年城乡资本流动情况。
　　（一）税收与财政支农政策
　　国家运用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各项支出和农业各种税收以及乡镇企业税来调整城乡资本配置。政府作为农村地区的重要投资者，其对农民、农业、农村的投入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代表农村资本的流入，主要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等。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国家财政支农的资金不断增加，从绝对数来看，支农资金从1981年的110.2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2387.6亿元。另一方面，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是国家财政从农村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资本通过财政渠道流出农村的主要方式。农业各税从1981年的28.4亿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3932.6亿元，乡镇企业税收也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有了明显的增长，从1981年的34.28亿元激增到2012年的12457.62亿元，无形之中加剧农村资本通过税收方式外流的现象。
　　2003年我国实行农业税费改革，重点是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征收，给予农村更多的财力支持，然而，取消农业税只是减少了一小部分农村资本的流出，对农村资本外流的抑制作用有限。与此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的环比增长幅度自21世纪以来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普遍高于20%）。但是，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幅与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收的增幅相比，财政对农村地区投入欠缺的现象较为明显。从理论上讲，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说明市场对农村地区资本投入减少，此时，国家财政应当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资本投入，以此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通过财政渠道的城乡资本流动总体呈现出农村流向城市的局面，国家的财政支农政策未能缩小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提高城乡资本配置效率。

      （二）价格“剪刀差”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施了重工业超前的发展战略，通过计划和行政手段组织和配置社会资源，进行强制工业化积累，农村资源以“剪刀差”的形式流向城市[16]，通过“剪刀差”方式汲取农业剩余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被废除，“剪刀差”作用逐渐弱化，但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现象普遍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2）的变化趋势来看，1989年以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升幅度高于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上升幅度，农民能够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中获益，可以看作城市地区资本向农村地区转移;然而，1989—1993年间，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涨幅明显高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涨幅，“剪刀差”再次扩大，例如，1992年与1989年相比，全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水平上升13.5%，而同期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则上升了31.9%，“剪刀差”上升了16.2%。农村居民在工农产品价格变动中由1989年前的净收入变为净损失，工农产品“剪刀差”侵蚀了农村居民的所得利益，张忠法（1996）[17]通过计算表明，1979—1994年期间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达到15000亿元，是同期农业税的8.55倍，农村资本无偿向城市转移，并最终导致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在这段时期内严重恶化。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