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认为：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是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不可忽略的是美刺也是喜怒哀乐所致，亦有情感基础，也符合真情之所致，真情之表达，如若没有“真”的存在，美刺投赠也不会具有艺术感染力，达到美刺投赠之效果，也不能垂范后世，影响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
　　 《尚书·尧典》有言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大序》论述诗的本质时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综合古人这两句话，可以得出诗是以志为基础的，“诗言志”中“志”兼而有情感和思想志向两种含义，具有浑融性特点，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诗就是志由内而外的语言表现，是志见意于笔端而呈现出的文字形式。无论如何，《诗》的主要内容是抒情言志的作品，其情和志不仅包含那些忠于爱情，厌恶徭役，思念故土的诗作，这也包括了《诗经》中美刺的作品。
　　 詹福瑞在《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论述到：“这类（指美刺为内容）作品，有些赞叹和讽谏是由衷的，尤其是那些怨刺的作品。”我觉得此言在理，在《诗经》产生的时代，人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是极其有限的，物质文明也处于低水平发展期，精神文明正在缓慢发展，像世道人心，江湖险恶这样的提法，抑或是阿谀奉承、尔虞我诈这类行为，缺少发生的现实土壤，那如颂美周王，进谏国策，表现宗族之间脉脉温情的宴飨诗，赞叹英雄锐不可当、王师势不可挡的战争诗，是出自真心，言辞恳切的说法当毋庸置疑，至于礼崩乐坏，纲纪废弛，小人当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发出的深切悲叹，从而产生的怨刺诗，则更是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了，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有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此“怨”字表明了诗的社会作用，怨刺上政，批评指责社会政治方面的过失，揭示了文学社会作用的根本性规律，并逐渐被提炼成为文学创作发生机制，一脉相承，传承后世，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刘勰的“蚌病成珠”，从韩愈的“不平则鸣”到李贽、金圣叹的“水浒评点”，“怨而作”的文论思想绵延于中国文学史中，从而肯定了怨刺可以作为文学的创作内容的观点，同时也说明了怨是真情流露，揭示了“怨”作为创作动力。总之，美刺是喜怒哀乐的情感表现方式，是真实可感，情自心生。
　　 综上所论，以美刺为内容的作品，因为关注社会现实，产生了客观的功用之效果，故被排除在静安所认为的佳作之列，然而就静安 “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一论断来看，美刺之篇的情感也是因为自然之眼观物，而产生愤懑、哀怨、欣羡等自然之情，并将其诉诸笔端，欣赏这类作品之时，或许没能感到静安心中所赞赏的“沁人心脾”之美感，却能引起读者内心强烈的激荡和共鸣，引发有心人良多感慨，若无真情实感，无真切表达，如何能具有感召力和感染力。王充有云：“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文字的功能也颇具有意义，静安受到个人知识结构和人格精神的影响，于“有境界”的大家之作中，剔除了包含美刺投赠的作品，对“美”和“真”的感受也太过单一，文学的审美与功用，宜当双美而不可偏废，美刺之作，也不失“真”。
　　
　　 参考文献：
　　 [1]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修订本）[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王国维著、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陈伯海.释“诗言志”——兼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J].文学遗产,2005(3).
　　 [5]陈子谦.司馬迁的“发憤著书说”及其历史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1981(1).
　　 [6]刘明今.《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金童，男，湖南永顺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