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刺之篇，说的是内容为颂美、讽谏的作品，它表现出哀民生之艰，直刺当世的昏庸无道、奸臣弄朝之象，或是颂美政通人和之状，抒发渴慕贤才之意，而在王国维眼中，这一切内容患未能有纯真情感之病，不得成为大家之作。然而果真如静安先生所言吗？功用之作品确无“真”之境界，缺大家之风？我认为不然，美刺亦不失其“真”，若文学作品要达到美刺之功用，则必有自然之情感灌注于作品之内。
　　一
　　“真”作为审美标准自古以来颇受青睐，庄子的《渔父》篇有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对“真”评价实高,认为“真”受于天，“真”才可动人。智者所见略同，“真”也是王国维，这位受到道家思想深远影响的学者，在《人间词话》中品评词的金科玉律，是其所肯定的大家之作精髓所在。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神败，则无佳篇，那如何出“神”，便是其审美标准的核心所在。以静安近乎挑剔的审美眼光来看：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无可大误也。
　　 于言情而言，当以自然之舌言情，能沁人心脾，令人感同身受，于体物摹景而言，当以自然之眼观物，能状溢目前，令人如临其境，这一要求，即是静安大家之作的成就之道，不仅需要情感真实，而且这深情浓意，亦有内容的限制：
　　 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过半矣。
　　 即是所言之物不可沾染社会功利之气息，不能寄予明确的目的，若然，则离自然之旨意甚远，与“真”相悖。依照此标准，在静安眼里，李后主和纳兰容若是与其美学标准匹配之作者：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此人之长处。
　　 皇宫深院之中，与世隔绝之处，妇人的栽培养育，成就了后主的仁心善感，于世道人心，却一无所知，这促使他成为了阅世较少的主观之诗人，在其诗作的表现上则性情愈真切，无关世俗功利，词作皆系于个人的感伤悲叹；至于纳兰容若能情真意切，不失赤子之心的原因，静安概括为：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之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一人而已”，则谓之独超众类，可见纳兰性德之词深合静安之意，究其原因，则曰：“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汉人风气想必即是偏爱功名，敬德崇礼，使得情绪的体悟能力和情感的真实反映则必受外界规则和俗事的干扰，故不能以自然之眼观物，且不能以自然之舌言情，与“真”之要领失之交臂。
　　二
　　 美刺之篇于静安而言，因有损其“真”之标准，被排除在大家之作之外，然而纵观我国文学史，美刺之篇亦不乏大家之作，以《诗经》为例，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它是讽谏传统、文学功能之体现的开始。这一点，《诗大序》对其进行了肯定，它在论述“风”、“雅”、“颂”三种诗体，就是从美刺的角度入手的：
　　 风，风也。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故曰：“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故曰“颂”。
　　 由此观《诗大序》之言《诗》，“风”诗即为讽谏诗，“颂”诗即为颂美诗，在分析“雅”诗的时候，则按时代划分了“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而“变风”、“变雅”之所以得以成篇，《诗大序》有云：
　　 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变风》、《变雅》的诗歌内容即是委婉进谏、贬刺朝政、笔伐衰世，由此可以推论，《正风》、《正雅》便是颂美褒扬的作品。
　　 由此观之,《诗经》的作品是以美刺为出发点的，关注政治，刺上化下，若从内容上讲，在由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有较为具体的论述。
　　 在《诗经》内容概述中，以君臣、亲朋欢聚宴飨为主要内容的宴飨诗，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与和谐的场景，赞美周王，肯定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同时也赞美贵族阶级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君子，以诗歌的形式，对周初社会尚德崇礼、繁荣和谐的景象进行褒扬；再如一些战争诗，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等，都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歌颂王师的威力，军容的盛况，《无衣》、《小戎》等赞叹了将士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乐观情绪。
　　 周初的宴飨诗和战争诗表现了《诗经》的颂美之意，到西周中叶之后，特别是末期，周王室衰微，纲纪废弛，政治黑暗，怨刺诗便以针砭时弊，反映丧乱的面貌出现了，这类诗歌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其作者或痛斥黑暗的统治，在忧国忧民之际，加以抒发自身的遭遇，或辛辣犀利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如在大雅中《民劳》、《板》、《荡》、《桑柔》、《瞻仰》，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巷伯》等，反映了厉王和幽王时期赋税繁重，昏庸无道，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静女》、《齐风·相鼠》、《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统治者，或揭露政治黑暗，表达强烈的怨恨和不满。如此说来，《诗经》的内容和出发点都是以美刺为主的观点已成定论，然而《诗经》作为垂范后世的作品，流芳百世，永不刊灭也是不争的事实，它在奠定了我国诗歌抒情言志传统的同时，《诗经》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其风雅精神，它表现出的关注社会现实、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以及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直接影响了后世文人的创作。
　　 屈原的《离骚》和《九章》是其深广忧愤的集中体现，也是其讽怨楚国的表现，《史记·屈原列传》评价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充分肯定了他对国风和“二雅”传统的继承，后世乐府诗歌缘事而发的特色，建安风骨的刚健爽朗之风，无不是风雅精神的延续，再如陈子昂在初唐感叹“风雅久不作”的文坛之病，主张接续这一广泛深刻的现实精神和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以矫正颓靡风气；杜甫的诗歌亦是亲风雅的佳作，被冠以“诗史”之名，标榜其反应现实的深刻性；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诗人，弘扬“诗歌合而为事而做”的精神，重视诗歌补察时政的功用。可见《诗经》的美刺传统，是富有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的，以《诗经》为代表的揭露社会黑暗，颂美盛世和英雄的作品，与静安的大家之作论述相悖，但是它们却都在浩如烟海的文学经典中熠熠生辉，成为举世闻名的佳作。　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