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对于考古学或艺术史方法的缺失，以及未能进行实地调查是该书的一个遗憾。书中第二章讨论了经幢形制问题，其做法基本上是处理文献的“档案式”方法，即搜罗所有材料（包括金石著录和考古报告），然后将材料按照问题分门别类（高度、结构和外观，镌刻的文字，树立的地点）加以论述。质言之，该书对“实物”研究所常用的方法——考古类型学和艺术风格学——未能加以引入，因此虽然该书作者掌握迄今最广博的经幢材料，虽然“经幢的形制”一节中的描述也不可谓不全面、不细致，但该书对经幢分期与分区，以及形制演进这两个重要问题没能获得突破性的认识，以至于该书在开列出一个十分详尽“实测经幢高度表”后，仍然径引上世纪50年代的陈说[9]，令人略感遗憾。公允的说，运用考古学或艺术史方法做研究不是史学家的“义务”，没有人通晓所有方法，对经幢形制研究的不足是“实物”学者（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和建筑史家）的“失职”，刘淑芬在书中序言部分也坦言，经幢不只是宗教物件，更是一种艺术品。不过，由于个人训练有限，仅能做和文献相关的研究。但由于《灭罪与度亡》代表了目前经幢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我们对该书责之愈严。
　　史料功夫是史家“看家本领”，总体说来该书在占有资料方面颇可称道，但也存在遗漏重要材料的现象。比如上文所举，在论证经幢的性质时只引有利于作者观点的材料，忽略了不利的材料，这是文献上的不足。还有实物材料的遗漏，仅以现存早期经幢为例。1993年发表的刘习祥《豫北地区五座经幢的调查与初步研究》一文记录了河南北部五座经幢[10]，其中两座现存于新乡的唐代开元年间经幢不仅时间甚早，而且保存完整、装饰华美，对于研究经幢演进十分难得，可惜这两个早期实例在《灭罪与度亡》书中被作者遗漏掉。新乡开元四年经幢（716），总高3.83米，幢身高1.95米，幢身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并刻出“大唐开元四年岁次□□月□□日”字样。另一座是开元十三年经幢（725），总高5.88米，幢身高1.77米，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及《心经》，有“维大唐开元十三年岁次乙丑五月甲申朔廿日癸卯”字样，为现存盛唐经幢最高者。而据《灭罪与度亡》所列“实测经幢高度表”所示，现存9世纪中叶以前的经幢没有达到5米者。此外开元十三年造像颇多，尤其是幢顶颇为复杂，由宝盖、雕龙、矮柱与宝珠四部分组成，幢顶高2.25米，高于幢身。倘若考虑到上述两座新乡唐幢，尤其是开元十三年幢，恐怕该书就不会沿袭早期经幢“结构简单……装饰亦少”的传统说法了。
　　本书大量引用石刻史料及考古材料，难免偶有失慎，如第5页注1，将“阎文儒”误作“严文儒”，第60页注1，“陈从周”误作“刘从周”，但无伤大雅。
　　毋庸置疑，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一书是一部令人尊敬的学术著作。希望以此书为契机，使更多研究佛教史、考古学或艺术史的学者参与到经幢研究中来，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滴水见海洋”的议题，《灭罪与度亡》已经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该书以实际成果印证了作者在序言中做出的判断：“经幢这个课题涵盖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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