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罪与度亡》全书共分三章，第一章题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为唐代经幢的产生和流行提供必要的文化情境。第二章题为“经幢的形制、性质和来源”，这是聚焦于经幢本身的研究，也是本书的核心章节。此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详尽描述经幢的外貌特征，包括“经幢的形制”“经幢上镌刻的文字”“经幢树立的地点”以及“石幢的变体”四个方面。第二部分作者首先讨论了经幢的性质，检讨过去把经幢看作是“刻经的一种”或是“纪念性的建筑”的观点，指出：“经幢的本质是塔——它是一种融合了刻经与造像，并有宗教作用的特殊的塔。”[1]“经幢是塔”的看法是《灭罪与度亡》一书的中心论点。第二部分的后半段论及了经幢的来源。第三章题为“墓幢”，该章主要讨论了四个议题，首先论及墓幢的种类，其次是墓幢的形制和葬制，再次讨论了墓幢流行的原因，最后作者利用陕西、四川等地墓葬中出土的考古材料，分析了两种墓幢变形：墓葬陀罗尼与陀罗尼棺。
　　（二）
　　《灭罪与度亡》无疑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笔者认为其成功主要来自如下三方面因素：“实学”功夫、“多向度”视野以及“新史学”特色。
　　本书最显著的特色就是资料详尽、立论扎实、处理细致，体现出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书中所据的资料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文献材料，多来自于《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7-1986年版）中的金石著录，尤以佛教石刻铭文为主；二是考古报告，散见于各类学术期刊。细心的读者一定能够感觉到，作者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态度来发掘和搜集材料的，之后再把各种材料分门别类、甄别排序，在广博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而寻找问题、提炼论点，最后再以细腻的笔法谨慎行文。该书力求做到“言必有据”“证据周遍”，即便是未见材料也给予了恰当的处理，如第一章概述研究史时，正文中提到杜修平曾撰短文，之后在注脚中标注：“杜修平《经幢初步探讨》（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南京分室，油印本，1958年），笔者未见。”（第5页注1）书中的这些细节每每体现出作者审慎端肃的学风学德，这是本课题之所以获得突破性成绩的基础。
　　其次，作者充分注意到经幢研究的复合性特点，力求以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视野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鲜活、立体的“幢文化”图景。本书的开头部分就显示出作者的多元视角：
　　无论就佛教史、社会史或艺术史研究而言，经幢都有其独特的重要性。以佛教史来说……经幢提供了一部经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从汉译过程到其流传—包括在地域上的广度，以及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很完整的流布个案……以社会史而言，经幢是研究社会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一种绝好的资料……就艺术史而言，在佛教造像之外，经幢是唐代佛教艺术最普遍的形式[2]。
　　从全书的结构看，书中的三章各有侧重，第一章近于佛教史，第二章近于艺术史或考古学，第三章近于社会史。公允而论，作者对经幢的综合考察，可谓是当下人文科学渐趋汇合的具体体现。再如，在研究《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流行时，作者不囿于佛教内部解释，而是综合考虑佛教与政治、社会以及民众等诸多因素的关系。作者一方面重视“长时段”的民众心态的作用（如免除地狱恶道之苦的愿望、五台山信仰），另一方面也兼及那些“稍纵即逝”的事件影响（如唐代宗大历十一年诏令），各方面因素相互配合、丝丝入扣，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经幢的迅速流行做了全面而可信的解释，使读者真切认识到：“此经之传遍天下，乃由于以上包括宗教、社会、政治诸因素盘结交错的结果。”[3]
　　此外，《灭罪与度亡》一书还具有某些“新史学”特色，其中最明显的特色就是“滴水见海洋”的研究旨趣。作者无意于用大规律、大理论、大问题书写历史，经幢虽然貌似是无关紧要的小课题，但本书丝毫没有放弃对深层问题的探讨，而是力求通过经幢这个很少受到重视的媒介，管窥中古时期的宗教、政治、社会及民众等多层面问题。除“小中见大”外，关注平民（自下而上）、关注心态（当时、当地人的看法）以及关注连续（相对于传统的事件史）也是贯穿该书始终的显著特色。书中第一章“结论”部分有一段话表明了刘淑芬的学术宗趣：
　　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向来多偏重于上层阶级的研究，包括思想层次上佛经义理，社会上帝王、贵族、官僚和知识分子的佛教信仰……这种研究走向却忽略了占压倒性多数平民百姓的佛教信仰……后者方是真正宗教社会史、庶民信仰史的研究，它同时也是社会史、以及非上层阶级的佛教思想史，更是社会心态史……由此看来，过去中古宗教，社会史的研究所重视者仅系冰山露出水面之一角，忽略了其潜沉水底的绝大部分，而这一部分正是吾辈今后应当努力研探的对象[4]。
　　应该说这是本书作者一贯的研究宗趣，其很多文章——诸如《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1993）、《慈悲喜舍—中古时期佛教徒的社会福利事业》（1994）、《戒律与养生之间—唐宋寺院中的丸药、乳药和药酒》（2006）、《唐、宋寺院中的茶与汤药》（2006）、《中国撰述经典与北朝佛教的传布—从北朝刻经造像碑谈起》（2006）等—都明显体现出“平民史”“心态史”抑或“社会生活史”这些新史学特色。概言之，微观视角、关注下层、关注心态等研究意识渗透于本书的各个章节，它为该研究蒙上几许新史学色彩，使得《灭罪与度亡》一书与那些聚焦于精英和事件的传统史学范式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三）
　　本书虽是一部令人起敬的学术力作，但也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恰恰由于这是迄今对经幢最深入的研究成果，因此针对该书某些观点的质疑和进一步追问，必将有助于把经幢研究推到一个新的水平。
　　首先从论点上看，“经幢是塔”的判断是颇值得商榷的。经幢是塔的看法是本书的核心论点：“经幢的性质是塔，它是在唐代所发展出来一种糅合了刻经、造像，并且有宗教上特殊作用的塔。”[5]上述观点主要依据如下五条理由：其一，经幢是法舍利塔；其二，有些经幢中埋有舍利；其三，从直称经幢为“塔”者；其四，经幢的结构与塔相似；其五，民间常把经幢称为“塔”[6]。单凭以上理由看，作者的考论是颇为充分的，但另外一些史料则明确指出经幢非塔，对于这些观点的相反的材料该书未加考虑。如《全唐文》卷六七六记载，高僧智如临终曾前告弟子曰：“我殁后当依本院先师遗法，勿塔勿坟，唯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幢”[7]，明确指出经幢非塔。类似的说法还见于白居易撰写的《如信大师功德幢记》，其云：“不塔不祠，作功德幢。”[8]以上两例可见，唐代高僧格外强调塔与幢实乃两物，虽然有如作者所说“在造幢记、铭或序中，有直称经幢为塔者，也有以塔比赋经幢者”的实例，但若判定“经幢是塔”则要对相反的证据加以综合解释。笔者目前的看法是，在经幢发展初期，佛教徒对幢和塔是分别看待的；但由于经幢和塔有一些相似处，因此民间常对二者不加分辨（观念问题），这也进一步导致后造的经幢愈有与塔趋同之势（形式问题），但不能依此就在性质上笼统的把经幢与佛塔等同起来。此外还有一个相关联的问题提请读者注意，倘若“经幢是塔”的观点产生动摇，那么经幢来源于北凉石塔的看法也有必要重新加以考虑。(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