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一个强调艺术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和记录时代主题的年代，本片展示了康区的历史图景，题材严肃，基调沉重，民族政策性较强。影片演绎了中国革命与斗争历史的一个侧面，将康区的历史纳入到革命的主流轨道里，以显示和提示康区民族的历史诉求与整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一致性，也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历史探寻。然而影片在艺术表现手段上有许多不足。影片按“主观寻求→思想表现→输出意图→观众接受”的模式去完成故事主题的讲述，影响了影片的表达效果。如影片中的康区文化和地域风貌的叙述上，艺术家的想象成分较大，比如对“康区”地域文化和民族特性的描述上，就有许多来自汉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想象”成分，影响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和观众的接受度。这既与影片源于歌剧样式和歌剧的创作目的有直接关系。更为主要的是，主创人员不自觉地运用本民族文化观念去理解康区，影片有大量的场景是在室内，康区民族文化仅体现在人物的服饰和室内陈设上，文化抽象成了符号。康区成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康区。同时，人物脸谱化的通病在本片中也表现得较充分，且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段也较为单一。即使与同类型的《农奴》相比，《柯山红日》中的民族性也相当淡薄，表演技艺上也有一定差距。《农奴》中的主要角色全部使用藏族演员，他们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大多数对农奴的生活有过深切的体验，表现起来十分的真实本色，发挥了专业演员所不能达到的逼真程度。尤其是旺堆的表演，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影片创作，忠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和生活，充满了激情，几乎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在创作。与之相比，《柯山红日》中，人物的表演就难有撼人心魂的效果。与《五朵金花》等民族题材影片相比，镜头中的地域性几乎不见，影片的可视性也不强，康区的自然和人文风光更是难觅踪迹。总之，《柯山红日》的得与失，既源于歌剧的艺术表演样式，也与当时歌剧所承载的任务有关。影片记录的重大事件，反映的康区社会状况等，对今天仍有重要的镜鉴作用，然而就影片的视觉艺术效果而言，则乏善可陈。
　　注释：
　　① 饶曙光：《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第160-161页，第138页。
　　② 同时产生的反映藏区人民保卫新生政权和民主改革的《草原风暴》和红军长征过藏区的《红鹰》，与1964年拍摄反映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农奴》一起，影片共同阐述了藏区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③ 周恩来：《在庆祝新片展览月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电影》，1978年第2、3期合刊。
　　④ 韦明：《歌剧表演向传统学习的大胆尝试——看〈柯山红日〉演出后的几点心得》，《中国戏剧》，1960年第1期。
　　⑤ 陈亚丁：《藏族人民的颂歌——评歌剧〈柯山红日〉》，《文艺报》，1960年第8期；金紫光：《藏族人民的凯歌——评歌剧艺术片〈柯山红日〉》，《大众电影》，1960年第3期。
　　⑥⑦⑧ 秦和平：《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第98-105页，第108页。
　　⑨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巴县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687页。
　　⑩ 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志编纂委员会：《雅江县志》，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723页。
　　乌尔沁：《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简介］ 朱茂青(1973— )，女，四川康定人，四川民族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影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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