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中国电影界的创作高潮与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任务密切相关。1958年11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各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周扬提出了献礼片“内容好”“风格好”和“声光好”的标准，并要求突破战争题材偏多的不足，离开“革命经”和“战争道”①。这也催生了8部优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产生，为“难忘的1959年”中国电影增添了亮色。受1959年的影响，1960年，许多艺术家对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投入了更大热情，共拍了11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占当年总量的1/6，为历年之最。这其中就有歌剧改编而成的反映康区社会变革的《柯山红日》。②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歌剧，是当时文艺界的两个艺术样式的强强合作。周恩来总理曾对电影和戏剧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文艺方面，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这是两朵兄妹之花。”③
　　歌剧《柯山红日》在歌剧表演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当时有人对此进行了总结，他们重点强调了导演与演员向传统戏曲学习，创造出新的形式和独特风格。④用歌剧形式反映当时的重大事件，紧密配合当时斗争需要，是我国新歌剧运动开始时就树立的风格，也是我国新歌剧的传统。《柯山红日》能够在康巴叛乱之后不久，就把这一事件用歌剧形式反映出来，时人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⑤这也是本文对影片继续阐发和肯定的内容。
　　艺术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当时文艺作品普遍奉行的创作原则。也因为如此，今天，我们剥去《柯山红日》的艺术加工成分后，会看到影片在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时，仍是尊重社会事实的。也因如此，本片对于我们认识、理解20世纪50年代的康区，仍有一定的认知价值。
　　1956年前，康区总体上属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但有三种类型及相应的地区分布：一是土司制度较完整的康北地区。二是土司制度已废除，新旧头人共同主事的康南地区;三是土司虽在，但已无权势的康东地区。这是20世纪50年代康区内部社会政治格局的多元特点，因而康区的改革针对上述区域分阶段实施。在康东的丹巴、康定个别区乡作为土地改革试点，康北地区沿康藏公路线的10个县，在改革前先进行废除封建特权和差役；康南地区则派部队帮助地方，加强团结、生产等工作，暂不进行改革。⑥这些社会状况和改革措施，均在影片中得到体现。
　　《柯山红日》中曾提到柯山在金沙江畔，“前有天险，后有雪山”，红军曾路过此地的描述，因而影片反映的应为康北地区。不过影片综合了整个康区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当时复杂的政治势力和社会状况。
　　影片中,解放军到达柯山后，加洛呷问到“蒋家军及藏军”的去向，也提到“外国人送枪炮，台湾北平送美元，噶厦军队作资源”。表明当时康区形势的错综复杂。当柯陆亚德问西藏噶厦反动集团派来的特务罗家为何到柯山来时，说到：“我柯山不归噶厦管”。这都与历史上康区的地位相符。在历史上，自元后，中央政府以土司制度管理康区，成为藏区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各有政治沿革。这也表明，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大藏区。康区很早就是中原与卫藏间重要的文化、经济、政治交流的接触区域，人口、货物、观念在此接触与流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与多元文化共存，中央政权历来重视康藏地区。近代以来，藏区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大多与康藏地区有直接关系。清朝时期，康区一直是当地土官、西藏噶厦政府与清中央政府间权力斗争的重点地区。
　　影片中的康区，土司头人、寺庙上层、国民党官僚交错。解放军进入康区后，以“团结、生产、治安”为工作重点，团结上层，培养民族干部，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教育，促进各项生产活动。影片中用了一组镜头，反映解放军修建学校、用拖拉机耕地、医生看病、修公路等事实。正如阿候土司说到：“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在人民政府管辖下共同建设康藏，不准抓娃子、卖奴隶、杀百姓，不准窝藏匪特、打冤家，解放军要到柯山来建房、修路，工作人员到这里来工作,医生要到这里来治病，你们不得阻碍。”
　　因此，康区内部也发生了新变化，如部分上层观念发生变化，要求进步。⑦民众期望改变现状，这些在影片中均有反映，如阿侯土司拥护解放军、洛呷土司的转变、麦力生等民众对解放军的欢迎。麦力生有一段唱词说到，解放军快来救我，娃子的泪流成河。这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在当时德格县人民代表大会上，农牧民代表公开要求进行变革。他说到，我们每天都要给土司、喇嘛寺支乌拉，抽不出时间给自己劳动，打下的粮食自己也吃不成，希望政府下令把剥削制度和科巴制度废除掉。⑧阿候土司的变化，在康区历史上也有类似的真实人物相对应。1955年2月，丹巴县的王寿昌向政府提交书面报告，申请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制度。他说：“愿把祖辈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的土司制度请求改掉。我参加工作得到的报酬足够维持生活，愿把所有的土地交给政府处理。”⑨同样，王寿昌也是经历过一个过程，逐渐认清了要进行民主改革的，后来，他对改革及结果都是满意的。⑩
　　相反，康区仍有一些土司执迷不悟，影片中的柯陆亚德就是其中的代表。影片中他施缓兵之计，聚集力量，而后大搞破坏活动，暗中准备叛乱，解放军对柯路亚德也是争取转变，杨凡还亲自做工作：“他不叛乱，就不打他，等待他觉悟。”但亚德土司坚持反动立场，并妄图杀害杨凡。为挑起叛乱，特务罗家枪杀了通讯员小李。解放军不得已采取军事行动。叛匪企图偷袭三岔河的解放军，但解放军早有准备，里应外合，彻底消灭了叛匪。这些都是以当时康区民主改革前后的历史事实和进程为基础的。如雅江县的麻然让波，呈交了藏文申请书，表示接受并愿意带头开展民主改革。从其文中的语气和叙述内容，可以看到是化用了当时的政策，感觉此人相当的顺应时代潮流，觉悟高。然而，他则在暗中酝酿叛乱。他曾要求其母亲不缴枪支，企图叛乱。理塘毛垭土司修建工事，伏击无量河的解放军，抢劫物资和邮件，等等。因而，《柯山红日》是综合反映了康区叛乱概貌。民主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民族地区历史进程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民主改革彻底终结了延续数百年以来的土司制度，建立起统一的行政区域和管理体制，完成前所未有的政治整合，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柯山红日》应时而出，成为少有的以反映康区社会状况及民主改革的电影作品。作为一部反映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艺术作品，尊重和记录了当时康区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其认知价值和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