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权利传递的“泛二代化”。由于“官二代”这个提法的直观性，“官二代”十分容易被肤浅地理解为官员的直系后代或者旁系后代，这其实是一种比较狭隘的理解。原因在于，上文已经提到界定“官二代”这个群体的关键因素是其产生途径，具体而言就是权力的传递的方式，而并非是简单的直系血缘关系。“官二代”的产生的原始群体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上面提到因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官员的直系后代或者旁系后代，如子女、侄子（女）和外甥（女）等等。第二类是因业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与官员关系十分密切的这类群体的后代，诸如战友的子女、同学的子女等等。第三类是因利益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与官员关系密切的这类群体的后代。比如与官员有密切业务往来和相互利用价值的商人的子女等等。对于第一类原始群体，社会公众相对比较敏感，因为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重视血缘关系的痕迹比较浓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两类群体在很大程度是就得到了忽视，他们的“入仕”和发展常常容易逃脱整个社会监督体系的视野。如果说官员权力的传递对于第一类群体还是如履薄冰的话，那么后对于两类群体的权力传递则变得相对名正言顺一些。社会文化则为后两类人开了方便之门，也为官员权力传递的绕道而行提供的掩护。而实质上，无论是因何种原因建立起来的关系，即便社会认可度较高的血缘关系，归根到底都是利益的捆绑。因此这三类群体之所以有资质成为“官二代”产生的原始群体，根本原因就在与这三类群体都有与上代官员之间的利益捆绑关系。而这种那个利益的捆绑关系就有可能表现为“官二代”在上任之后，为“知恩图报”而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这个利益捆绑体系中的其他人员谋取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以权谋私，发展到极致就形成了腐败。而“泛二代化”的权力传递狡猾地分散了社会的注意力，破除了血缘关系的局限，导致了这种利益捆绑关系集团化和复杂化，其结果就形成了腐败的多样化，为整个政府系统平添了新的问题。
由此可见，隐性权力传递在虽然权力传递的过程中平添了许多成本，不像世袭制度那样名目张胆地在血缘关系范围内垄断社会公权力，但是它同样使得权力在利益捆绑关系的驱使下出现了集团化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的传递虽绕道而行，实则殊途同归。如果说“富二代飙车”只是在炫耀和挥霍财富，充其量不过是破坏了社会风气，毕竟财富是他们合法合理地拥有的；那么“官二代飚官”则是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公然挑衅，已经触及了制度的底线，阻碍了平民进入仕途的途径，引发了公众的“仇官”心理。因而，“官二代”群体的出现实则是权力垄断的一种新型表征，其问题的关键症结就在于“官二代”的产生途径之上。
　　三、消除隐性权力传递的两大着力点
　　第一，选拔程序的透明化——消除隐性权力传递的可能性
　　需要明确一点，我们要消除的是“官二代”所带来的社会不满情绪及其埋伏的社会隐患，而并不是要消除“官二代”本身。而这种社会不满情绪及其埋伏的社会隐患是基于隐性权力传递而产生的。由于权力来源程序的不透明导致公众对于“官二代”的强烈认可危机。我们需要大张挞伐的并不是“官二代”这个群体本身而是它的产生机制。如果官员的后代能后通过透明选拔程序，在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之下进入仕途是完全应该得到认可的。因为只有选拔程序透明化，才不敢也不会有人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其选拔出来官员也不会再受到公众的质疑。正如布什父子先后担任美国总统，却无人对其质疑，原因就在于其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制度支撑。而时下我们最缺的就是而这种阳光化的制度——公开透明的选拔程序。众所周知，当前我国各地的公务员考试犹如千军万马争挤独木桥，对于没有关系的平民应考者而言，其考试最难过的一关不是笔试而是面试，往往很多人笔试成绩相当出色，而一到面试，成绩就出奇糟糕。相反，另外一些应考者笔试成绩平平，面试成绩却出奇优秀。原因就在于，笔试是客观的，面试是主观的，主观的东西更容易掺入水分，更容易避开公众视野进行暗箱操作。从本质上讲，公务员考试作为入仕第一考，其面试环节具有很大的制度化问题。如何将公开透明的元素注入到公务员考试的选拔过程中，应作为其改革的指南。同样，组织部门在干部任命的问题上需要以公开透明的选拔程序作为依托，例如，选拔标准的量化，民意调查的深入以及相关回避制度的确立等等，以其作为摒除隐性权力传递的有力武器。只有如此，即便选拔出来官员的确具有父辈官员背景，也不会背负再“官二代”这个争议十足名称而踏足仕途了。
　　第二，职位设置的专业化——消除隐性权力传递的必要性
　　由于长期以来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的礼教等级观念对与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道德约束作用。由于这种道德约束的存在，只要不涉及重大的利益问题，不太容易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因此长期稳定的社会维系因素不并全部需要由国家机关输出，从而导致官员的危机感孱弱，“本为主义”蔚然成风。因此许多国家机关不同职位上的官员可以相互交换任用而几乎不会影响工作的开展。然而，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各项社会事业的复杂化、专门化程度大幅提高，传统的“左右逢源”的工作机制不可能再适应时代的要求。国家机关必须要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具体而言，就是要注重工作职位的专业化设置。没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即便通过了选拔程序，也无法真正胜任专业化的工作，因此职位设置的专业化能够从根本上保证公务员和官员的选拔质量，使得任何暗箱操都没有用武之地。
　　注释：
　　①②④李磊.“官二代”现象透析[J].政府与法制，2010，（13）：11；10；10.
　　③王大鹏.“官二代”与公平正义[J].新闻天地（上半月刊），2010，（7）：44.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林尚立.上海政治文明发展战略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蔡定剑.中国选举状况报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