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孙观点相对的是作为其副手出现的黄兴，在同盟会的二号人物，具有仅次于孙的影响力。在血案发生之初，他就表现出与孙截然不同的态度。案发当天，黄即电责袁：“南中闻张振武枪毙，颇深骇怪！今得电传，步军统领衙门宣告之罪状，系揭载黎副总统原电。所称怙权结党，桀骜自恣，飞扬跋扈等，似皆为言行不谨之罪，与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之说，词意不能针对。全电归结之语，注重于‘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八字。但张振武不能‘受爱’与‘受忍’之处，出于黎副总统一二人之意乎？抑于共和国法律上有不能爱之、不可忍之判断乎？”[8]20日，黄再电袁，明确指斥其无辜杀害元勋：“黎副总统原电述张、方罪状，语极含混。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决，人权国法，破坏俱尽。”[9]由于黄兴先后两电有理有据，击中要害，致使袁恼羞成怒，采取了更为狠毒的分化手段。袁系亲信捏词诽谤黄兴，谓“张振武被执时，搜得一书，系与黄兴者，内云托杀黎元洪事，已布置周妥”。从而得出“张振武谋乱”，黄兴实是同谋的结论[10]。为此，黄又电袁，揭穿其构陷阴谋。并严正指出：“如兴果与张案有涉，甘受法庭裁判，如或小人从中诬捏人罪，亦请按反坐律究办。庶几全国人民皆得受治于法律之下。”[11]真金不怕火炼，由于黄胸裸坦荡，及时揭露，宵小之辈的卑劣行径被揭穿。
在黄兴的影响下，以《民权报》主笔戴天仇等为首的激进派，一方面揭露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本质，并表示对袁彻底失望；另一方面因张案反省案件的问题所在，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集团，并与稳健派坚决斗争。章士钊在8月20日在《民立报》上发文，把“张振武案的责任，当归咎于陆军部长”，这种有意为袁世凯开脱的言行，激起了激进派的反对。他们愤怒的指责袁黎“专横残酷至于如此，遑言法律”，并称“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制之而已”[12]。并批评章士钊对于袁世凯“以武力盗国之手段、兵胁参议院通过阁员”“毁约法而废责任内阁”的事实毫无所知，进而怀疑章士钊是被袁世凯收买[13]。“有谓为受贿者，有谓为受薪过优者，有谓为想做官者，有谓为袁党者”。
　　这种分化的结果是，张案发生后，出现了同盟会议员“和平”，而报纸激烈的矛盾现象。参议院中以同盟会稳健派为主，在孙中山的影响下，由主张分别弹劾，倒退为完全不主张弹劾。激进派虽主张袁世凯及弹劾内阁全体，但只占少数。所以议院里略显“和平”。相应的同盟会机关报也分化为两派，但是不管是哪一派舆论，都是指责政府处决张振武的，只是批评的角度，攻击的对象不同而已。而此，报纸明显“激烈”。
　　孙中山和黄兴在同盟会中的领袖地位，使其在张案事件后分别充当了舆论领袖[14]的角色。在张被杀事件中，两人作为同盟会的舆论领袖，是会员熟悉、尊重和信仰的人，他们的意见更容易被国民党人接受与信服，也比直接的舆论宣传更有说服力。
　　而孙中山与黄兴相比，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更大，且孙比黄在制造舆论方面更积极。他不仅用自己对张案的意见影响一般的同盟会员，也试图影响与改变黄兴的立场。孙于9月6日就“张案”问题致电黄：“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实为密电——引者注），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15]以此来劝说黄兴改变对张案的意见，早日北来与袁会晤。消除黄因“造谣”一事对袁的愤愤不平。最终，黄兴在孙的多次劝说之后，北上实现与袁会晤。
　　这标志着激烈派舆论领袖黄兴对袁立场的改变，直接导致孙中山为首的稳健派舆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有8月30日《申报》特约路透电为证，电文曰：“自孙中山到京后政府势力已因之增长，本日参议院结果，实其确证（参议院的弹劾案屡因人数不足，不能开议）。”由此可知，由于孙利用了他国民党舆论领袖的身份，凭借他在人民中的威望，使因“张案”而掀起的全国倒袁狂潮归于平息。
　　
　　（三）
　　
　　经过袁黎集团的精心谋划，形势急转直下。民社党与国民党的反对袁黎集团统一战线日渐崩溃，反对参议院弹劾袁政府的新闻舆论顿时趁虚而入，喧嚣起来，反袁、黎的舆论呈式微的态势。
　　在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人的生命是应受到《临时约法》保护的，谁敢越雷池一步，就应该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法律的处罚。张振武被杀案就是袁世凯政府违法杀人的一个典型事件，是对民主法治的公然践踏。这个事件在民主共和风起云涌的民国初年，确实一度引起了新闻舆论的高度重视，新闻媒体也确有过对袁政府舆论抨击的热潮。但新闻界这股反对袁政府“违反宪法”的舆论呼声，却并未持续多久，就无人问津了。很快在袁黎政治集团分化运动下，新闻界开始把声音转向了对内阁崩坏问题的讨论和参议院的讥讽上。最终，人命关天、涉及宪法尊严的大事却以一个与本案无关系的总理辞职敷衍了事。曾经喧嚣一时的张振武血案，正如舆论所预言的一样，不了了之。
　　由“张案”引发的反袁舆论风潮终以失败而告终，个中原因值得反思。其中袁世凯舆论策略的成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则是革命派的种种失误，其中负主要责任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稳健派。
　　袁世凯自始至终都是与革命党为敌的。他授意其报刊，以革命派为攻击目标，制造关于黄兴与张振武合谋“二次革命”的谣言，污蔑革命党利用“张案”企图夺权等等。但作为革命党第一领袖的孙中山，却被袁世凯的花言巧语、慷慨资助铁路建设等表象所迷惑，一味相信袁世凯拥护共和，并幻想可以与其保持政治合作关系。在袁世凯“违法杀害张振武”的专制暴行暴露无遗的情况下，居然执迷不悟给袁献计献策，来避免张案“小题大做”，还一味的要求稳健派报刊“有策略”地“避袁”而攻黎，并制止革命派的参议员弹劾袁世凯，这些言行不仅给袁世凯制造了反击的机会，且更重要的是其单纯的攻黎策略，巩固了袁世凯与黎元洪的联盟。在舆论上被革命派陷于孤立的黎元洪，没有选择，只能听命于袁世凯的指挥，不断地发布张振武的罪状，试图以此缓解舆论压力。而自私的袁世凯却背信弃义，这使黎元洪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头浪尖。此时的黎元洪恍然大悟，对袁的行径愤愤不平，对于革命派而言，这是扭转时局，破坏袁黎联盟的大好契机。如果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能认清形势的话，瓦解袁黎联盟还是极有可能的。而这一点对于以后政局发展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与黎元洪建立联盟的不是袁世凯，而是革命党，袁世凯即便有了“善后大借款”，也不一定能够在镇压“二次革命”中取得胜利。历史不能假设，革命派没有那样做，而是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即保护袁世凯，打击黎元洪。在不可能与革命派建立联盟的情形下，黎元洪不甘孤立，只得自觉地投入了袁世凯的怀抱，袁黎军事集团“被建立”，这也直接导致了革命派与袁世凯集团军事政治力量对比的悬殊。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