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晓娟，历史学博士，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
　　 代史研究。
　　   赵志强，  历史学博士，石家庄学院马列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康宏，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国际商务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
　　  政治史研究。
　　
　　1912年8月武昌首义领导人张振武在未被审判的情况下，以“谋乱”等多种罪名被袁世凯、黎元洪秘密杀害，这是民国元年南北统一政府成立后的首次公然残害革命领袖的暴力事件。面对张振武血案，以民社与国民党为首联合组成反袁、黎舆论阵线，掀起巨大舆论风潮。在这次舆论风潮的冲击下，袁世凯、黎元洪一度陷入困境。但是，由于袁世凯施展舆论策略，争夺舆论工具，且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的种种失误，导致出现反袁舆论从大声疾呼到沉默无声的突然转变，终使袁世凯逃脱了约法的制裁，这对二次革命的失败及民主共和的失败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其中孙中山在张案舆论风潮中的失误对民初政局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本文拟对此问题加以细致探讨。
　　
　　（一）
　　
　　张振武被杀后，“全国震骇”“群情愤激”“函电纷驰，诘难群起”。伴随着参议院质问、弹劾政府高潮的到来，各大报刊表现出对这一重大政治新闻事件的极大关注，并纷纷参与到张振武血案的舆论风潮中，大致形成了声讨袁黎政治集团、为张振武鸣冤的舆论高潮。其中国民党是形成这股舆论风潮的重要力量之一，它的立场及态度的转向或弱化直接对反袁舆论阵线造成影响。
　　张案发生时，国民党初经合并，处于组织完备阶段，未及表明态度，只能通过考察他的中坚力量同盟会来窥其立场。对于张案，同盟会不遗余力攻击袁黎违法，这主要出于两点：一是对张的同情，二是维护共和，反对政府违法杀人。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不断的打击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共和，使曾为民国统一大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同盟会员愤慨不已，渐有脱离袁世凯，另组政党内阁的势头。除以上两点外，也不排除其有借此推倒袁政府，建立政党内阁的雄心。或是欲借此案击溃黎元洪，巩固湖北的革命力量。早在1912年6月黄兴辞去南京留守一职，这使革命党失去了一二十万的武装力量——与袁世凯斗争的最大筹码，形势对其十分不利。袁世凯试图乘胜继续削弱革命武装，而同盟会则试图保住仅存的革命力量，蓄势而发。由此，湖北革命军成为同盟会要拼力保住的重要军事力量之一，湖北也成为同盟会必须保住的重要势力范围之一。张案的爆发，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先发制人，掌控湖北局势的重要举措。
　　对此，同盟会异常愤懑。它借助本系统报刊，针对“张振武血案”进行了“反袁黎集团”的新闻舆论宣传，力图打击袁世凯统治集团，挽回败局。
　　同盟会与民社党主要参与组成的舆论联合阵线，使袁世凯一度陷入舆论困境。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使袁世凯集团开始一改原本主动负完全责任的态度，施展策略控制舆论，力图使自己摆脱政治困境。他们对国民党采用了分化运动的手段，力图使由张案引发的反袁黎集团的新闻舆论销声匿迹。具体的手段是让国民党分化为稳健、激烈两派，互相攻击，自乱阵营，从而坐收渔利。其中稳健派主张“保袁反黎”，以孙中山为代表。激烈派矛头直指袁、黎，以黄兴为代表。
　　
　　（二）
　　
　　国民党宣告成立后，袁世凯屡电孙中山、黄兴北上，共商国事。孙、黄正拟于8月18日由沪起程北上，突发张振武被杀事件，京、津地区许多同盟会员电阻孙、黄北上，以防不虞。但孙中山当时正热衷于民生主义的宣传，在政治上放松警惕，忽视了袁、黎迫害革命党人的阴谋，坚持如期进京，并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1]在沪的同盟会员为安全起见，决定黄兴暂留上海。孙中山的北上，以及他对此事所持态度对以后国民党反袁舆论阵线的分化有明显影响。
　　8月24日，孙到京后，受到袁世凯的分化。袁在与孙中山会晤时，利用孙以大局为重的心理，极力拉拢。当孙中山每日谒见袁世凯讨论重要事务时，袁都频频“表其景仰孙君之意”。其所做一切博得孙中山的好感，孙当众称赞“袁言简意切”，于中国是“最关重要，最可尊敬之人”[2]。并就张案一事所引发的舆论危机献策：“表彰张振武之功以为和解，免得小题大做，致误要政。”[3]各政界及各党会重要人物，前往拜谒孙中山者甚多。但孙尽量避免谈及张振武案，即有举以叩询者，他亦乱以他语，“只言此争之详细原因，予并未深悉，不敢妄加评断，亦不能干预，一时多不识孙之意向如何”[4]。8月28日，在记者的追问下，孙中山才就“张案”第一次公开表态。这时，“张案”性质早已大白于天下。然而，他在接受《亚报》记者采访时却说：“据我观之，张、方不得谓为无罪。但在鄂都督，似当就地捕拿，诛之于武昌，即不生此问题。假手于中央，未免自无肩膀。而民国草创时代，法律不完，中央政府却接电报，若无依据，以致惹起反对。吾谓中央政府当日应将张、方拿获，解去武昌为上策。否则，亦当依法审判。而中央政府又不在行，故吾谓鄂、京两方皆有不当处。”[5]由此可见，孙中山认为张、方该杀，只是由于黎不该“假手于中央”，诛杀地点不妥而已，立场非常明确，依然是以“大局为重，拥袁反黎”。
　　此后的同盟会稳健派报刊坚持了这一立场，避袁击黎，有意放走“真凶”。8月24日《民立报》发布东亚大同社鉴于黎氏违法杀人，公开表示坚决不服从“野蛮之黎元洪”的消息，且该社本系黎元洪发起的组织，并任社长。此时面对黎元洪的“恶行”，也谴责其为“共和之公敌”，并将该社改名为大公社，拥戴黄兴为社长（后被黄兴婉言谢绝）。8月28日《民立报》上再登载社会党[6]特开会议主张以激烈手段对待黎元洪的消息，谓“不杀黎氏不足以谢天下”。
　　张案发生后，作为革命党首领的孙中山，当此革命受到严重损害之时，理应和议员们站在一起，以求惩办“真凶”，维护法律尊严。但更令人遗憾的是，孙于28日赴参议院答辩各议员时，曾云：“张方一案政府纯以军法从事，故取敏捷。至弹劾一说，大可不必。盖与事实毫无补救，徒费良好时光。”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同盟会已不将弹劾案列入议事日程。同盟会的退出，严重地影响了参议院的战斗力，其他多数议员也主张取消弹劾案。9月2日，孙中山又在公众场合重复说：“弹劾大可不必，盖于事实毫无补救，徒费良好时光。”[7]由此可见，袁分化国民党的阴谋已初步得逞。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