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海文学》通过自身的文学场的建构，占有大量的符号资本。布迪厄认为资本可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文化资本，而这三种资本的被认可形式即为符号资本。符号资本的获取是《上海文学》文学场进行“斗争”的目的，通过攫取符号资本来获得权威性的地位，占据杂志的先导位置，从而获得对这一文学场的建构权利。
　　《上海文学》文学批评板块对文学场的建构主要是由于它占据了大量的文化资本。文学批评板块针对当代的重要话语进行争论和批评，尽管它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但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理论方面的探讨和讨论，这一类的批评文章大多分布在《上海文学》专辟的“理论”这一栏目，针对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需要，对各种理论和评论问题进行分析和规范，尤其是对批评话语的定义和建构。
　　一种是批评家对某些作品做出的评论，由于顺应不同时期的特点，这类批评文章并没有定型可循的栏目，但还是会经常以各种名目出现在《上海文学》的杂志中，如1985年的“作家创作谈”这一临时增加的栏目中就有对作家的评论文章，而1987年的文学批评板块又新辟“读者评论”这一栏目，将批评精神开始撒向普通读者。《上海文学》文学批评板块无论其栏目名称如何变换，基本上都是这两种类型的批评文章。而这些文章大多邀请在文坛上具有一定地位的知名批评家进行评论，如陈思和、钱理群、陈平原、方克强等重要的批评家。这些作家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符号资本，为《上海文学》这一杂志增添潜在的砝码，积聚了人气，抢占了大量的文化资本。除了重要作家和批评家的名望和文学修养，读者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种潜在影响力。
一种杂志想要在文坛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就必须被大多数的读者所承认和肯定，自1985年以来，随着消费环境和通俗文学的兴起，读者资源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读者市场是《上海文学》文学场建构的另一重要手段。在杂志中，最能激发读者思考和讨论的要属文学批评板块，它不仅将最近的文学资讯和文学动态传递给大家。同时，它自身的灵活性也使它有更多的机会同读者进行互动，如1987年开辟的“读者评论”专栏，几乎每期都会吸收一到三篇读者的评论文章，这为读者开辟了一块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领域。《上海文学》还不断在形式上扩大篇幅，内容上进行创新，但最终都指向“阅读群体”。《上海文学》在同读者的相互沟通中逐渐占领读者市场，从而为构建《上海文学》文学场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上海文学》文学场的建构不仅仅是通过占据文化资本，同时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也是其文学场建构的重要手段。对这些资本的占据是《上海文学》文学场建构的途径之一，同时这些资本也增加了《上海文学》文学场的影响力。这些资本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海文学》文学场的重要组成影响因素，在于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发挥出更大的能量。“资本不同类型的可转换性，是构成某些策略的基础，这些策略的目的在于通过转换来保证资本的再生产（和在社会空间占据的地位的再生产）。”③《上海文学》文学场占据的文化资本等资本形式通过相互之间的转化，从而使文学场的发展和存在保持着持续性和创新性。
　　《上海文学》的文学批评板块通过吸引知名作家和批评家获得了文化资本，使得杂志受到一些读者的认同，聚拢了人气。随着杂志影响力的提升，也吸取了许多社会机构的关注，文化资本开始向社会资本转化。在占有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之后，经济资本也随之而来。经济资本的获得就为《上海文学》的宣传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为杂志影响力的扩大提供了条件，从而使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正是这种资本之间的相互转化，使《上海文学》占据了更多的符号资本和社会空间，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制定文学规则的权利。
　　
　　《上海文学》作为颇具权威性的杂志，在文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内容的文学性和权威性得到读者的普遍赞赏和认可，尤其是它的文学批评板块更成为杂志中最活跃和最具生命力的专栏。它的文学批评板块通过在杂志内外部的努力，占有了大量的符号资本，逐渐获得了话语权力，随之取得了定义话语和规范话语的资格，这就使文学批评板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场域。
　　
　　① 朱国华：《权力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3页。
　　② [法]皮埃尔·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③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９９７年版，第209—210页。
　　
　　作 者：陈晔,青岛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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