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也就是说场域是各种不同的场（如权力场、文化场）之间的位置关系。这里所说的以《上海文学》文学批评为主所形成文学场则是以《上海文学》文学批评为中心所辐射开来的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它不仅仅是《上海文学》文学批评自身存在的一种内在联系，同时它也和其他的场有着错综复杂的位置关系，所有这些存在于《上海文学》文学批评中的内外部关系，共同构成《上海文学》文学批评板块这一场域。通过这一文学场的辐射作用，使《上海文学》成为新时期以来的重要刊物，引领中国当代文艺思想的发展。
　　由此可见，《上海文学》场首先是一种关系场，一方面是团体或者个人在文学场内部所占据的位置，同时，文学场不是独立封闭的场，而是同政治场、经济场等共同存在于权力场之中，而文学场在权力场中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无论在文学场的内部还是外部都是处在斗争之中，各种关系在不断地此消彼长，这种斗争并没有阻断文学场的发展，而是加快文学场的向前进步。
　　
　　一
　　
　　《上海文学》这一文学场内部由作家、学者、批评家、出版社等构成，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独立和松散的，而是存在于同一个关系网络中。“文学自主原则”的确立是文学场得以建立的关键因素，而这一原则生成的文学环境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出现。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进行文学形式上的大变革，倡导文学要回归自身，如当时出现的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先锋文学等，这一变革为文学自主性提供了契机。这时出现了新潮作家和新潮批评家两大文学精英团体，他们不再以歌颂社会主义为主要题材，而是回归文学本身，注重文学自身的艺术性。《上海文学》看到了这一文学的发展前景，于是将这些新潮作家和批评家吸引到旗下，为他们提供发表园地，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形式的这一变革。在文学场的形成过程中，《上海文学》的内部力量之间在不断地进行位置上的抢占，其中批评家们在文学场内部所占据的位置正在扩大，这主要是由于批评家们所探讨的批评话题正在逐渐吸引人们的关注。《上海文学》文学批评专门设有作家之间的讨论，通过这些讨论从而使杂志获得定义话语和规范话语的权力。在文学批评板块中，《上海文学》的编辑为了提升杂志的权威性和号召力，邀请了很多在文坛上具有一定地位的文人来进行话语讨论。如陈思和、余华等知名作家和批评家，这些作家本身的影响力也增添了话语的号召力。通常，《上海文学》文学批评会针对一个热门问题进行讨论，如先锋文学、人文精神等话语，通过讨论来取得话语定义的资格。批评话语的建构主要是根据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需要，针对文坛上的热点问题，《上海文学》总会以最快的速度在文学批评板块上反映出来，而这一专栏在紧跟文学思潮的同时，也反作用于作家及其作品，继而推动文艺思潮向更深层次发展和进步。针对文艺转型的问题，《上海文学》还专辟“文艺论坛”这一栏目，对文学问题和思潮进行讲解和讨论。
　　《上海文学》文学批评板块对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迎合使这一杂志站在文学主潮的前沿，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而通过这些话语的建构，《上海文学》文学批评板块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场。并以此为基础开始向外进行文化辐射，提升杂志在文坛的影响力。与当代文艺思潮同步发展的同时，《上海文学》还通过其批评板块进行话语的定义和规范，通过对文学话语的垄断来增加文学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如在2008年第11期中的《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一文中提出了“文学公共性”话语，这一话语主要从西方引进，为了避免读者对其内涵的误读，《上海文学》特在文学批评板块中将这一概念纳入话语体系，并对此展开激烈的讨论，将这一话语在中国环境下的内涵进行规范，通过这种规范对话语进行了重新的理解和定义。“商品价值的赋值研判取决于场域的供需关系，也决定于符号生产者所拥有的符号资本的总量和构成，最后有些符号商品被接纳而有的被淘汰。这样经过优胜劣汰的选择，胜利者可以获得制定场域的合法定义的垄断权力。”①《上海文学》正是通过文学批评这一板块获得了场域的合法定义权利。
　　
　　二
　　
　　《上海文学》文学场不仅是“场”内部的位置关系，它也同其他的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与政治场、经济场都有很密切的联系。在与其他场域的联系中，《上海文学》文学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为杂志中的佼佼者。
　　文学场在权利场中处于从属地位，权利场域是构成其他场域的基本场域，每个场域都处在权利关系之中。但在布迪厄看来，文学场受到政治场和经济场的影响并不全是在外部发生，而是通过“折射”来影响文学场内部法则的逻辑力量。文学场的自主程度也取决于它抗拒外部决定力量的程度。场域之间的符号革命要想得到实现，主要是取决于某个场域之外的外部需要发生的变化或者同历史机遇相契合的产物。它是“各种因素和机制之间的力量关系空间，这些因素和机制的共同点是拥有在不同场（尤其是经济场或文化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必要资本”。②《上海文学》文学场中所构建的话语首先会受到政治场的制约，如1984年中国作协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议上，胡启立指出文学创作的自由性，要给作家充分自由的创作空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愿，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隔不久便在《上海文学》中发动了以此为中心的探讨，在1985年第3期就特辟一个“出席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归来笔谈”的栏目，发表同这一政策有关的评论文章。而“文艺论坛”板块也进行了与之相关的讨论，如《艺术真实性的客观依据是什么》《如何正确把握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等文章，都同会议的精神如出一辙，宣传会议的精神，即使是选入的作家作品也是符合会议精神的，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刘索拉的《蓝天绿海》等。
　　可见，《上海文学》文学批评板块作为一个场域，通过和政治场的互动联系，更加接近读者的文学需求，也更加吸引读者的眼球；通过紧紧抓住读者资源来建构文学场。与此同时，政治场给予了《上海文学》文学批评板块更多的话题和资本，让这一文学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更加强大。但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政治场和经济场对文学场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文学的自主程度随之加强。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