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城镇化与西方城镇化不同
　　（一）我国城镇化道路与西方国家城镇化的道路不同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也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推进的。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镇化道路带有浓厚的政治和政策色彩，政府在其中始终扮演着控制角色，城镇化水平与政府的控制程度相一致，而这种控制的工具主要是户籍制度。1950—1957年，取消了户籍制度，法律赋予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新中国城镇化经历了短暂的正常发展时期，城镇化率从10.6%上升到15.4%[6]。1958年开始，为了重工业化的需要，严格控制居民户口迁移，以户籍制度把农村人口长期禁锢在农村，尤其是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导致城镇化率以年均-0.5%[6]的速度负增长。到1978年，我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已提高到48%，而城市化水平却只达17.9%[6]，被称为“非城镇化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国企改革以及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推动了城镇化进程。1984年“一号文件”开始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1992年在大城市开始实行“蓝印户口”，使得1995—2000年城镇化连续五年以1.44%[6]的速度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十五”规划第一次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第一次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作为城镇化的目标。2001年改革“蓝印户口”，转而实行居住证制度。2006年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落户条件，放宽了户口迁移的限制。户籍制度的逐步松动和政策上的明朗，使得城镇化速度加快，到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49.68%，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可见，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是城镇化动力机制中的主体。计划经济年代为了重工业化的需要，政府控制城镇化速度使其长期徘徊不前。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步顺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不断调整城镇化政策，国家的发展战略、制度、体制和政策背景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与西方的城镇化进程完全不同，西方国家是先市场自发调节，后政府调控，但总体上来说是市场化手段为主。
　　（二）西方城镇化和我国城镇化建立的制度基础不同
　　西方城镇化是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城乡分离和对立的制度根源。“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7](P56)恩格斯认为：城市产生以后，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就产生了，但是城乡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迅速扩大。“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8](P503)“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一切使空气变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9](P379-381)“农村工人的分散和软弱，而城市工人集中，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10](P324-325)。工业化使乡村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而屈从于城市的统治，成为城市的附属物。
　　从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开始出现的“逆城市化”，是由于“城市病”使大城市的集聚功能开始减退，企业不得不从大城市向农村和小城镇迁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了支持私人垄断资本向农村地区的扩展、治理“城市病”、缓和城乡矛盾，普遍实施了反哺农业、回馈农村的城乡关系政策，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使农村的基本设施、公共服务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加之农村天然的环境优势，人口、资本不断从大城市向农村和小城镇转移，从而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逆城市化”最终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是“逆城市化”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原大城市的内城衰退，废弃土地增多、设施老化、失业率增高、犯罪率上升、生活质量下降等。这再次证明了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9](P503)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消除“城市病”和城乡对立，其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的城镇化道路必须走城乡协调的科学发展之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以更强有力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然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建设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城市病”日益严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是政府在城镇规划和管理以及相关政策上的政府失灵。西方国家“城市病”的教训说明了城镇化过程中不能放任市场调节，政府必须进行宏观调控，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城镇化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城镇化问题时，提出了通过城乡融合来消灭城乡对立和城市病。“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11](P335)要实现城乡融合，“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原则分布于全国”[11](P335)。“通过消除旧的社会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7](P224)。“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时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8](P454)。可见，城乡融合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通过计划手段才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城乡融合显然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还不能完全实现城乡融合，但是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它旨在逐步消除旧的分工所带来的城乡差距，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城乡融合做准备，而不是听任这种差距不断扩大。“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1](P336)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走城乡协调发展之路。(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