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关欢场女性的书写不仅不是由欢场女性自身发出的声音，甚至主要也不是由女性作家发出的，欢场作品基本上都是男性作家的“他者”想象。对男性作家而言，他们都是从外部来书写欢场女性的，欢场女性内在的情感、心理以及身体体验等都是被遮蔽的，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比如有关欢场女性堕落母题的书写，男女作家对于女性的堕落原因的想象表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体现了鲜明的性别书写立场。本文选取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老舍的《月牙儿》和杜衡的《人与女人》这三个同样讲述有关女性堕落故事的文本，论证欢场书写中的性别立场问题。
　　
　　一、“逼良为娼”模式
　　老舍的《月牙儿》中关于女性堕落主要是强调外在社会因素，是典型的“逼良为娼”模式，而这其实是呼应当时社会对此问题的一种主流论调。《月牙儿》中母女两代被迫沦为暗娼，其原因就是要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我们母女得吃得穿——这个决定了一切。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1}小说运用了象征手法，通过一弯莹洁的月牙儿一点点地被无边的黑暗吞没，象征着单纯的“我”一步步地为罪恶的社会吞噬。而卖身的迫不得已，生存的艰辛困苦，使得所有伦理道德在这里都失去了谴责的力量，人们在同情之中无疑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五四”以来许多激进的思想家将娼妓视为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娼妓是私有制制造出来的产物，我们要使娼妓绝迹，当然要废止私有制度，这是毫无疑问。”{2}李三无也明确指出：“社会上所以有娼妓这种阶级，完全是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下面必然的结果。”所以，“要想铲除娼妓阶级，非先从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着手实行改造不可。如果不想方法谋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只是诉诸个人的道德，拿外部的压力来做绝灭娼妓阶级的唯一手段，这才是其愚不可及呢。”{3}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娼妓问题与改造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成为作者标识自己在现代化进程中身份和立场的工具。老舍的《月牙儿》中对下层妓女形象的感人书写正是再现和回应了社会主流群体对妓女生活的一种归纳和认定，即女性的卖身是被迫的，妓女的生活是苦难的，妓女被描写成“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形象。在这一类论述中，卖淫现象的背后不存在任何自然的原因，它完全是社会的产物，并主要由经济问题引起。显然这种论调将娼妓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了。
　　
　　二、“物质诱惑”模式
　　娼妓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道德伦理、婚姻制度以及种种约束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紧密相连。因而，有关欢场女性堕落的原因同样是复杂的，涉及多方面因素。杜衡的《人与女人》中也讲述了两位女性的堕落故事，不同于《月牙儿》中的母女两代的被迫卖身，《人与女人》中的珍宝与嫂嫂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堕落模式。对珍宝而言，其堕落更多体现了女性的弱点，虚荣、经不起物质的诱惑、怕吃苦等，小说细腻地描绘了珍宝第一次受到诱惑后的心理。作者写她的堕落主要是强调人性自身的弱点，因为对珍宝而言，她不卖身并不是无法生存，只不过是无法过上一种满足其物质欲望的虚荣舒适的生活。在珍宝的堕落过程中，外在的因素只是作为诱惑的力量，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而珍宝对于物欲的强烈迷恋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应该说，杜衡笔下珍宝的故事至少代表了一部分欢场女性的堕落模式，即堕落根源于人性的弱点，女性的堕落并不都是被迫的，从而与当时社会的主流论调保持了一定距离。如果说“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呈现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趋势，同样，“批判社会”的主题也压倒了“揭示人性”的主题。所以，在作品中杜衡又通过珍宝嫂嫂的堕落，来回应社会有关女性堕落的主流论调，即“逼良为娼”模式。由于哥哥被抓，认为“挣工度日是再体面不过的事情”的嫂嫂也只有靠出卖身体来养活自己。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情感态度，作者想要说明女性的堕落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基于人性弱点的自甘堕落，又有因生存压力的被迫堕落。在“揭示人性”与“批判社会”的主题之间，作者表现出了一种犹疑，而结果便是这两种主题都未获得充分的展开。此外，作者虽对女性的堕落心理描绘细腻，但女性在这里完全是物质化的、欲望化的，作者站在男性立场对女性的欲望进行着想象与否定。在作品的最后，珍宝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应得像哥哥所说地那样做，她承认；可是女人是有她们自己底道理的，女人——两样。”{4}这种有关“女人——两样”的观点表面上似乎体现了作者某种程度上对女性卖身的宽容，但实际上却是印证了作者的男性中心立场，因为女人的两样即在于她们无法克服自身弱点，她们不过是物质化、欲望化的符号。
　　
　　三、“非理性情欲”模式
　　男性作家有关欢场题材的书写，总是离不开“逼良为娼”、“堕落”、“拯救”等关键词，这体现了男性文化规范下的书写立场。所以欢场女性的堕落或是为生存而被迫，或是因虚荣而自愿，前者达到批判黑暗社会的目的，后者则具有揭示人性弱点的功用，这成为了女性堕落的两大原因。因而，对于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很多人也认为葛薇龙不过是个为了追求经济安稳和社会地位而贪图虚荣、自甘堕落的女性。这其实是以男性的欢场书写立场误读了这一人物，诚然，在葛薇龙的堕落中有虚荣的成分，但还有其他原因。仅将这个故事视为女性贪图虚荣的自甘堕落，实在是一种片面化的理解。
　　葛薇龙由一个原本自尊心强并一心渴望读书的新女性，沦落为最后不是替丈夫乔琪弄钱，就是替姑母梁太太弄人的卖淫养夫的尴尬处境中，其中的心路历程实在一言难尽。葛薇龙对自己的处境一直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并在理性层面试图进行抗拒。而最终抗拒的失败，说明了理性的、道德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它无法战胜非理性的、欲望的力量，这里欲望既指物欲又包括情欲。人其实是脆弱的无奈的，在不可理喻的现实面前节节败退，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如张爱玲哀叹的：“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5}葛薇龙最初是抱着“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这样的心态住到了姑母家。当她发现壁橱里挂满了合身的金翠辉煌的衣服时，她忽然醒悟了姑妈的用意，“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虽然在理性上她试图抗拒，于是“站起身来把衣服一件一件重新挂在衣架上”，但内心深处却无法不无动于衷。潜意识的梦境透露了她真实的欲望，她“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在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抗争中，葛薇龙用“看看也好”进行自我安慰，然而事实上，她已经很难从中抽身退出了。而她最终沦落为卖淫养夫的结局，则是另一种非理性力量——情欲的决定性作用。葛薇龙一直都很清楚乔琪是个怎样的人，这样一个不承诺婚姻与爱而只答应让她快乐的缺乏责任感的用情不专的浪荡公子，葛薇龙明知道与他结婚意味着过怎样的日子，靠出卖自己来给他弄钱，却依然如飞蛾扑火般愿意毁灭自己，这完全来自于一种可怕的情欲力量。应该说，葛薇龙对乔琪的爱是盲目而又执著的，小说中多处描写了葛薇龙感受爱的身体体验，如当她想起乔琪时的温暖感觉：这姿势，突然使她联想到乔琪乔有这么一个特别的习惯，他略微用一用脑子的时候，总喜欢把脸埋在臂弯里，静静的一会，然后抬起头来笑道：“对了，想起来了！”那小孩似的神气，引起薇龙一种近于母性爱的反应。她想去吻他的脑后的短头发，吻他的正经地用力思索着的脸，吻他的袖子手肘处弄皱了的地方；仅仅现在这样回忆起来那可爱的姿势，便有一种软溶溶，暖融融的感觉，泛上她的心头，心里热着，手脚却是冷的，打着寒战。这冷冷的快乐的逆流，抽搐着全身，紧一阵，又缓一阵；车窗外的风雨也是紧一阵，又缓一阵。 {6}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